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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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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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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
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譌”、“讹”、“化”
和“囮”是同一个字1。“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
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Polysemy,
manifoldmeaning)2，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
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
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
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
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ofsouls），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3。换句话说，译本对
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
出的东西。因此，意大利一位大诗人认为好翻译应备的条件看来是彼此不相容乃
至相矛盾的（paionodiscordantieincompatibiliecontraddittorie）：译者得矫揉造
作（orailtraduttorenecessariamenteaffetta），对原文亦步亦趋，以求曲肖原著者
的天然本来（inaffettato，naturaleospontaneo）的风格4。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
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
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就文体或风格而论，
也许会有希莱尔马诃区分的两种翻译法，譬如说：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
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
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Entwederder
UebersetzerlässtdenSchriftstellermöglichstinRuheundbewegtdenLeserihm
entgegen,odererlässtdenLesermöglichstinRuheundbewegtdenSchriftsteller
ihmentgegen）5。然而“欧化”也好，“汉化”也好，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
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6。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
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
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那就是
“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traditore）。中国古人也
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翻
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释赞宁《高僧传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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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译经篇·论》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像从反面来看
花毯（escomoquienmiralostapicesflamencosporelrevés）7。“媒”和“诱”当
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
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
学因缘”8，缔结了国与国之间唯一的较少反目、吵嘴、分手挥拳等危险的“因
缘”。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
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
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
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
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
么情景真切。歌德就有过这种看法；他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
（UebersetzersindalsgeschäftigeKuppleranzushen）——中国旧名“牵马”，因
为他们把原作半露半遮（einehalbverschleierteSchöne），使读者心痒神驰，想象
它不知多少美丽9。要证实那个想象，要揭去那层遮遮掩掩的面纱，以求看个饱、
看个着实，就得设法去读原作。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
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
失手自杀的译本，他满以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去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
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