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翻译理论.doc

研究严复的翻译的著述，可能已远远多于严复的译作本身了。严复于译事的贡献涉及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在翻译理论方面，严复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将三国时支谦《法句经序》中提到过的“信”、“达”、“雅”三字，按译事的内在规律排列组合，明确地将其作为“译事楷模”，成为“我国译界倡导系统而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信达雅”说“客观上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集汉唐译经论说之大成，另一方面开近世翻译学说之先河（罗新璋，1984：6）。”“信达雅”标准的提出，把我国历史上零散的翻译观点从理论上加以扼要、中肯、鲜明、概括的综合，为后世从事翻译的人提出了明确可信、具体切实的翻译标准，使我国的翻译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高惠群、乌传衮，1992：85）。“信达雅”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也是严复翻译理论的核心，但并非严复翻译思想的全部。比如，在《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的“严复的翻译思想”一节中，除了这著名的翻译“三字经”外，王秉钦教授（2004：52-72）还提到，严复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翻译家；引进近代西方先进科学思想，作为改造中国人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启蒙的武器，从根本上彻底改造中国，是严复翻译思想的灵魂；“非正法”的宏观翻译手段，即根据中国社会现状和国人的需要，有选择、有取舍地摄取西方文化思想，且附有精辟的按语，是严复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复的翻译理论不仅反映在他为多种译作所写的“译例言”、“译凡例”或者“译序”中，也体现在他的部分书信和有关翻译的几篇专文中。除了“信达雅”翻译标准和刚刚提到的内容以外，严复的翻译思想至少还应包括他对可译性、翻译版权和翻译管理等方面的认识。这些虽非其理论核心，但是其完整翻译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当代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实践也不乏借鉴作用。一．严复的翻译“隔尘”观可译性是翻译本体论的重要内容，但在不同论述中有不同的解释。有时指的是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原则上是可能的，是针对整个话语而言；在另外一些场合，则仅指某些成份的传译而已。关于前者，一般认为，各种语言文化间的共性远大于其差异性，翻译在本质上是可能的。但持悲观论调的不乏其人，严复就是其中一位，他的翻译“隔尘观”和他对转译的态度就是很好的说明。严复一生译过十余本书，其中八种被商务印书馆列为“严译名著”，它们对晚清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严复其实是对翻译不信任的（王宏志，1999：105），他在多处著述中流露出了这个观点。1902年，严复给《外交报》写信，谈到西学教育宜用之语言时，严复说：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于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王栻，1986：561）在他看来，要借鉴西方经验，就应到西方去学习，或直接阅读西文书刊。翻译是迫不得已才用的办法，因为译文与原文总会有隔膜，翻译不可避免会失真和走样。晚清相当数量的译著是从日文转译的，很多学界名人也大力提倡这样做，认为比起学习欧洲语言，学习日文、从日文转译，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严复却坚决反对这一点：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zi）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已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ibid）严复反对的理由是：东洋学问来自西方，日本人虽然翻译了大量的西书，但并未真正理解和消化，考订也不够严密，译文中肯定充斥着纰漏。另外，如果翻译包含隔阂，转译则会导致双重或者多重隔膜，这样的译文势必离原文更远。既然认为翻译不可靠，严复只有提倡人们通过学习西文，来直接了解西学。在“论译才之难”一文中，严复首先严厉批评一篇译作质量低劣，接着提到，学习外语、阅读西文原著，除了易于准确把握原作的思想外，还有另一个优势：和读译作相比，读原作的可选择面大。他还批评当时的权贵和学者不肯学习外国文字：“顾今日旧译之西书已若干种，他日每岁所出新译者将几何编？且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读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且直用乡谈，援楚囚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辩之者矣。”（王栻，1986：90）“翻译隔尘观”一方面反映了严复对语言、文化和翻译本质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对翻译事业是有负面影响的，与他的翻译实践也是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