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心理健康问题.doc

PAGE\*MERGEFORMAT15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心理健康问题的化解策略探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作为新时期的一个独特的弱势群体，其心理健康问题已日益受到关注。切实探讨化解其心理健康问题的策略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心理发展的实质就是主体对客体环境的适应，适应的本质在于主体与环境的平衡。因此，心理发展问题的出现本质上就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失衡。据此，所谓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即其心理发展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而一旦这一平衡失却了，心理发展必然会遇到阻碍。要从根本上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就必须确保其心理发展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维持在一种平衡状态之中。因此，我们只有从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视角探求化解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才能促进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心理健康发展目标的达成。换言之，要化解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维护和促进他们心理的健康成长，不仅仅要提升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个人心理素质与能力，促进他们对新生活环境的适应，还要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化解“排斥性”和“边缘化”的环境气氛，进而达到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一、转变观念，深化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陆续建立了户籍制度、务工制度、劳动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制度、粮食供给制度等14项制度，把城乡社会分开，形成僵化的城乡格局，固化和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户籍制度为中心，包括教育、住房、务工、养老、医疗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的城市居民身份与权利制度，只有获得城市居民身份，才可以在城市中获得相应的教育、住房、务工、养老、医疗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利。因而，在我国，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涵义，也是一种社会等级和身份，是与城市居民相对应的另一类社会成员。在此制度背后，隐含的是城乡居民对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均，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因其身份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所以，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落实农民的国民待遇是解决引发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心理健康问题的诸多因素的一大关键。它不仅可以使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父母在城市里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诸如平等务工、平等地参加城市社会保障等，从而有助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心理健康成长所必需的家庭教育环境的改善；而且可以使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能与城市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为他们心理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学校教育环境；还可以使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心理上消除身份认同的困惑，增强其对所在生活城市的归属感，顺利实现再社会化，促进其心理的健康成长。然而，对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必然要牵涉到政府系统的诸多政策和社会系统的诸多规范，从我国城乡差别大、流动人口数量惊人和社会治安管理任务艰巨等现实来看，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此情况下，城市政府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进城务工农民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子女的健康成长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树立“全局”意识和“大教育”理念，深化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建立富有弹性和面对现实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纳入社会保障范围虽然我国政府为保护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的权益，出台了不少相关的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政府“公民权利”和“国民待遇”观念的缺失，对待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存在明显的“经济接纳、社会拒入”的取向。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城市政府对他们采取的主要是管治、限制、防范为主的政策，始终都是注重如何管理和控制他们，使之所谓“有序化”，避免对城市造成大的“冲击”，带来城市的不安定，而很少意识到他们也是我国社会中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的一员，同样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服务与支持。城市政府的这种限制和防范的消极态度，使得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在逐渐被边缘化的同时，也进而加剧他们的弱势地位。而通过改革与完善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将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不但可以改善他们的生存境况，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还可以使他们产生对城市的靠拢和对未来充满信心，淡化或消除他们的“过客”心态。因为，“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性权益的同时，还能增进社会成员的生活信心，使他们感受到被认同感和对社会的归属感。”改革和完善学校教育制度，使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出现说明，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经不能适应城乡关系在改革中急剧变化、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现实。实行属地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使得许多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丧失教育机会或只能在一些条件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