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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现代的民族化写作走向现代的民族化写作作为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一名当代知识分子,贾平凹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无疑是以自身所处的时代为基点的。他的创作动力是对中国民族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文化思考,是对中国文学如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性艺术表达的文学思考。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问题,其实是现代文学家反复思考的焦点所在。从这里我们意识到当代作家一直以来致力解决的创作核心问题,现代作家早已深入思考和实践过。现代文学历史的发展本身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中间所受到的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比如政治的干扰,给文学现代化的进程造成严重挫折。从文学观念到艺术形式,现代文学在极其微弱、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与非文学因素对抗的夹缝中走过来。它给当代文学留下的一个巨大的艺术缺口,需要当代作家在现代文学关于文学本体认识的基础上,在关于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互融问题上,做出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创新工作。从这一点来说,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与现代文学也有了顺利的接轨。从贾平凹的总体创作看,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初期,多年深受极“左”政治思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伤害的国人,重返五四启蒙战场,走上了张扬人性解放、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现代化之路。社会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反思,成为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主旋律,贾平凹在卷入这股潮流的同时,对艺术本体的思考开始倾斜于民族特色,他对文学本体的创作思考是文学自觉走向民族化的标志。贾平凹关于传统文化本质的认识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如果把文化比作宝塔,处在塔尖的是哲学。儒、释、道三家,贾平凹将立足点放在佛、道两家。由哲学下而宗教艺术,贾平凹偏好的都是“虚”、“静”、“空灵”一类风格的作品;从美学上讲最具中国特色,从表达效果上说最适合抒发艺术家的性情。贾平凹坚持认为是民俗文化培养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反过来制约这种文化。贾平凹小说创作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在继承中国性灵文学中的崇尚山水、寄托性情的创作传统方面甚得神髓,他能在湖光山色的灵动之美中,完成关于现代人的生命故事,这也是符合中国人的民族欣赏习惯的,毕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我们从贾平凹“寻根”文学时期的艺术观念及其创作实践,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他对于艺术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二者有机融合的成绩。贾平凹真正走向成熟的文学认识观念是他在创作转型之后。作为一个自觉承接文学发展、文学历史使命的当代作家,贾平凹将现代文学以来的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思考进一步推向了前进。这期间他有过创新性的东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坚持并推进现代文学的大众化方向贾平凹在沈从文、赵树理、孙犁、张爱玲等现代作家进行小说语言不懈探索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现代小说雅俗转化的创作实践,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现代小说作为改造国民灵魂的先锋文学,必须经过通俗小说的艺术形式才能为大众所接受,所以一直以来,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大力倡导文学的大众化,然而实际上现代文学的大多数作品,因为写作者的人文背景决定了文学的非大众特点,欧化现象普遍存在。文学的大众化任务远没有真正完成。究其原因,五四文学以来,以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对近代以来的通俗小说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清理,而这场运动所引领的新文学观念的影响,对于雅俗文学的进一步分化,起到了微妙的历史作用。近代以来的通俗小说为文坛提供消遣娱乐的靡靡之音,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科学、民主的思想理念,形成鲜明的反差,通俗文学的概念遭到了现代文学主流的排斥也是正常的。但令茅盾他们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现代文学的大众化道路会因此受到制约。雅俗之间因为思想的对立而最终导致了形式的不容。而本来五四新文学,实际上是文学总体上的一次通俗运动,左联时期曾推动了文学的大众化,瞿秋白写了很多通俗文学;抗战时期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通俗化成绩也很可观,但就是因为雅俗之间观念上的紧张对立,文学的真正大众化因此大打折扣。进入新时期以来,这个现象基本上还在延续,但由于文化的普及,读者的欣赏水平大大提高,使得问题的严重程度大大降低了。对于文人创作小说的现代通俗化问题,引起了许多优秀作家的关注,并相应付诸艺术实践,特别是写乡土题材的小说家,比如汪曾祺、高晓声、林斤澜、路遥、陈忠实,等等,贾平凹也是竭尽了全力。他把文学的大众化不仅仅看成是单纯的形式问题,而是从观念到题材、到体裁、到语言,到方法,他都真正贯彻了大众化意识,这一特点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平民立场。平民立场与知识分子精英立场恰恰是现代文学当中许多作家无法真正沟通的一个难题,但贾平凹以他的文本实践作了具体的努力,他特别注意小说文本的通俗易懂,注意与世俗沟通,对民俗文化也极其重视,在语言上大量使用生动鲜活的口语。即使是在《怀念狼》、《病相报告》这两部不太成功的小说,他尝试使用了较多的现代规范汉语,其语言的总体风格仍可称得上自然、流畅,并没有糟糕到一无是处。二、致力于新汉语写作的实践在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