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docx

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十二五”期间，随着城镇化过程的加快，国家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农村劳动力将实现进一步的转移。因此，对国外有关于研究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文献进行系统回顾，以便进一步提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研究的建议，从而制定相应对策，引导农村劳动力实现平稳、有序的转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从人口学角度解释人口迁移趋势19世纪中后期的瑞文斯汀（Ravenstein，1889）被认为是系统研究人口迁移现象的先驱，他从人口学的角度全面阐述了人口迁移的原因，并总结出“人口迁移规律”。第一，为了寻求商业中心和机会，人们尽可能迁移到他力所能及的地方；第二，短期内就近迁移，长期则延续到较远的城市，其中女性人口更倾向于短期迁移，男性人口则长、短期兼而有之；第三，人口迁移过程中总会遇到不同的阻碍，有从农村向城市的正向迁移，也有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迁移，因此净迁移总是小于总迁移；第四，迁移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经济原因，坏的法律、重税、气候变化和来自外在的压迫等都可能使人们迁移，但是，所有这些原因引致的迁移数量都没有由人们内生的改善生存、生活条件的欲望所引起的迁移数量大。[1]这几个简单的基本规律为后人认识人口迁移问题提供了帮助，并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二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间生产率差异角度出发的迁移理论第一，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1954）的二元结构理论。他在深化大卫·李嘉图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的两部门模型作为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他的模型分析了具有不同行为准则的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代表）和现代部门（以工业为代表）之间交互作用的发展过程。在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从而可以确保资本积累与利润同步增长这一点上，刘易斯的模型和李嘉图的模型是相同的。刘易斯的机制是以传统部门存在着剩余劳动力为基础的。按照他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社区因盛行家庭、部落和村庄内相互帮助和收入分享的习俗而雇用了过多的劳动力，以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即便不为零，也大大低于制度工资率。如果工业部门按照固定的制度工资率提供就业机会，对农业产出边际贡献率低于制度工资率的劳动力来说，就会愿意转移到工业部门去。相应地，在所有剩余劳动力尚未全部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之前，劳动力供给将维持水平状态，李嘉图的资本和利润平行增长过程将一直持续着，工业部门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在所有农业剩余劳动力都被工业部门吸收之后，相应于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进一步吸收，农业部门的工资率将沿着它的边际生产力曲线提高。这个标志着传统经济转型为现代经济的转折点，被成为“刘易斯拐点”。达到转折点后，经济的二元性质不再存在，农业成为现代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工资率和人均收入沿着向上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持续上升。刘易斯由此指出，在以贫穷和剩余劳动力为特征的传统经济体制中，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机制是隐而不见的。[2]虽然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城市里并不是充分就业的，同时由于制度及组织方面的原因使得工业部门也不是按照固定的制度工资率提供就业机会的，但是刘易斯模型首次从宏观的层面上阐述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和过程，揭示了工业和农业结构变动及城乡差别可能消除的内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第二，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Fei-RainsModel）是费景汉（John.C.H.Fei）和拉尼斯（G.Ranis）以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型为基础提出的更为精细的劳动力转移模型。[3]它重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指出只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有一部分剩余农产品提供给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消费，并把农业发展分为三阶段，对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传统农业中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显性剩余劳动力，将其转移至工业，农业生产总量不变。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工业部门还吸收了农产品剩余。此时工业工资水平不变，企业主利润增加，为工业进一步扩张提供了大量资本。第二个阶段是隐性劳动力转移阶段。显性劳动力转移完毕，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但隐性劳动力仍然存在，继续流向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流失引起农业总产量的减少，粮食价格随之上涨。工业部门开始与农业部门争夺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边际产量开始由零变正，工业部门必须提高工资以补偿劳动力离开农业的机会成本，工业部门工资率缓慢上涨，吸收劳动力速度减缓，限制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可见农业的发展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第三个阶段是农业现代化阶段。农业告别传统，进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