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移.docx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移论文导读：侯外庐、杜国庠及赵纪彬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它们后来成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及第五卷的底本。学术界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亦也经历过这个范式转移的过程。侯外庐，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移。关键词：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范式转移科学哲学家汤马思．孔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转移”的概念，指出“科学革命”必须经历由前科学、常规科学、非常规科学到新常规科学等四个阶段的发展，也就是从学科范式的蕴酿、成熟、危机到新范式出现并取而代之的过程。任何学术研究的发展，都是在这个过程下不断确立和完善的。[1]20世纪初，学术界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亦也经历过这个范式转移的过程。其中，侯外庐、杜国庠及赵纪彬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判了胡适、冯友兰等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缺点，坚持以唯物史观来理解中国思想的发展，更共同花费十多年时间来编着了五卷六册煌煌二百多万言的《中国思想通史》，为以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奠定了新的范式。一、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常规范式的建立及危机传统中国学界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史”，而只有相近的“学案体”著作，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及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等。[2]“学案”的内容以疏理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为主，而对思想背后的社会因素、思想学说的价值、思想流派之间的交流等问题却缺乏探讨，因此注定会在日益严格的现代学术领域中被淘汰。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的传入，一些以新方法编写的中国思想史著作摆脱了“学案体”的束缚，梁启超的《论中国思想变迁之大势》便是其中的典范。中国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在1919年面世，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序言中，胡适清楚地阐述了研究中国思想史应有的目的、体例及方法，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根基。首先，胡适指出研究哲学史(思想史)的目的有三，即“明变”——疏理古今思想的“同异沿革及变迁”、“求因”——探寻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评判”——对各思想学说的价值作客观批评。体例方面，胡适按西方历史的分期法把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及近世三期，与三个时代相对应的思想分别是先秦诸子哲学、六朝隋唐的佛道思想，以及宋明以来的理学与朴学。在方法论上，胡适强调要“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也就是对各种史事、文字、文体及经典作严谨的校勘、训诂及互证的处理。[3]《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在学界产生极大回响。梁启超盛赞该书“专从时代的蜕变，理出学术的系统”，蔡元培亦从“证明方法、扼要手段、平等眼光、系统研究”四个层面肯定了该书的成就，认为它具有“在现代学术史上开创的新范式意义”。日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及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都可说是在“胡适范式”的规范下完成的。由此可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已经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成为了一个范式，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界带来了第一个常规科学阶段。然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胡适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却是不科学的。着有《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一书的杜国庠就批评胡、钱等人的研究过于偏重“纯哲学”，视野狭隘，而且无视思想受“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所限制”的事实，未能把握思想的诞生及变迁的真正原因，故都不过是“窥得一斑，失掉全豹”“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论文参考，侯外庐。[4]除了学术上的不足外，侯外庐更指出了胡适等人由于过分推崇传统儒家思想，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利用，以宣传有利于统治者的思想︰“思想学说史研究领域的斗争，从胡适刊布《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来，严重地存在。……国民党反动派愈热中于思想史上沉滓的利用，以售欺蔽。论文参考，侯外庐。在中国本位文化谬说的倡导下，他们崇王阳明立诚之教，倡复兴礼学等等，喧嚣鼓噪，洋洋盈耳。究其实际，乃在堵塞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学术阵地的通道。”[5]正是由于胡适、冯友兰及钱穆诸人的研究范式的种种缺憾，导致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面临深重的学科危机。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移侯外庐诸人主要运用新的历史理论去解决当前的学科危机。这里所谓的历史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众所周知，马克思特别重视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但并不代表他们忽视了对思想观念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而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恩格斯更进一步解释道，由于受到经济社会的制约与影响，于是社会存在就对社会意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璒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6]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只有援引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