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民族性与时代性.docx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摘要：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结合历史资料，通过批判性研究，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民族性特点，并揭示了当代中国的时代性主题。关键词：侯外庐；民族性；时代性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2-0060-05一、“早熟”的文明起源路径中国古代文明源于何时?经历何种道路?有何种特征?这些问题是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必须面对的问题。上世纪40年代，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一次系统研究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特殊规律。侯外庐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研究上述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古代东方社会形态的理论，而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历来观点不一，侯外庐指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不能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马克思用“古典的古代”表示古希腊文明起源之际的社会性质。古希腊在氏族制被消灭，产生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城邦国家。中国文明是不是这样呢?侯外庐认为中国文明起源道路即“亚细亚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亚细亚的古代”中国自殷末周初进入文明社会，氏族制度仍保留在奴隶社会之中，土地财产为氏族贵族专有，国家是城市国家。即“父权家族没有解体，为私自财产的个体家庭所代替，从这种个体家庭中分化出显族奴隶主贵族。”这与古希腊家族消灭、私有制起源、城邦国家产生显然具有不同特点。与“古典的古代”城市与农村相分离形成城邦国家的起源路径不同，侯外庐首次提出“城市国家”的概念，探讨了中国国家起源的特殊路径。侯外庐从研究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人手。城市和农村的第一次分裂产生了文明社会，而在中国地下出土资料和文献资料里很不容易找出城市和农村分裂的特征，他确认“国和野的对立便是这个意义”。侯外庐认为“国”就是中国古典的城市。“封邑”最初出现于殷末卜辞，并大量记载于商周之际“作邑”“作邦”“肇国”“营国”等，古书之“封”和“邦”是一个字，指的是筑城建国，这表明了城市的起源。侯外庐依据《诗经》等资料，断定“中国‘封建’正是城市国家的成立”。古代的“封建”第一次划分了城市与农村的区别。由氏族酋长或盟主转化而成的氏族贵族奴隶主住在城市并支配着城市，由氏族成员转化而成的氏族集团奴住在农村，受城市的支配。这两种氏族纽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城市与农村的特殊的统一，城市的性质就是国家的性质，即“城市=国家”。侯外庐指出虽然二者具有不同的特点，但二者并不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由于地理环境等特有的历史条件不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确立比“古典的古代”早，成为“早熟”的文明。二者属于同样的阶段，“‘亚细亚的’是可以随意排列在‘古典的’前面或后面，两者的意义是相当的。”它只是众多古代文明途径中的一种，“古典的古代”代表的是希腊罗马进入文明社会的途径，“亚细亚的古代”是古代东方人类由野蛮步入文明的路径之一。简言之，中国古代城市国家文明的起源与古代希腊城邦国家的起源具有相同的社会性质，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区别在于二者所走的道路有异，即“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侯外庐注意到与古代希腊的发展道路比较而言，中国文明起源有“早熟”特征。“‘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是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在氏族制向国家的过渡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向希腊那样，产生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私有财产。“早熟”的特征就是个体私有财产权不发达，这种特征一直影响到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二、以先王观为核心的思想起源特色古希腊思想的起源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界本原的思考，而中国文明起源之际的思想萌芽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以祖宗、上帝崇拜为核心的先王观是其表现形式。侯外庐认为先王问题是中国古代史里一个最特殊的问题，它的严重程度是希腊罗马所没有的。侯外庐首先考证了“王”的起源，指出殷代及周初，王是氏族联盟的军事首长，殷代一元的宗教观念，把先王和“帝”都统一到祖先崇拜，不论祭祀先公先王，或求帝降命，帝王都是指祖先神。直到周文王“作邦”和“肇国”，建立城市国家，第一次分裂城市和农村，王制发生变化，周人才把上帝和先王二元化，在先王以外另设一个上帝，再由上帝授命给先王，使先王“支配上帝”。殷周先王观的区别在于“殷代的宗教观是一元的，周代的宗教观是二元的。”侯外庐指出先王观“这个秘密也正由于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最初发源地，又产生了中国古代诸子的先王理想，在希腊思想史里也没有的。”可以说，先王观是中国文明和中国思想史的独特特征。侯外庐发现“先秦诸子自孔子以来，多言先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