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_1.docx

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二、二十一世纪前叶可见的研究视点目前的视点问题已如上所述，如今就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对于我们来说，希望有哪些研究中国思想和思想史的视点呢。这个问题可以置换为如何摆脱以前的欧洲现代视点或社会主义的视点。换言之，在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上，如何才能将欧洲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对化（非绝对化），而且在与现代及后现代的关联中确立认识中国的坐标呢？将欧洲的现代化相对化的一个例子就是，“欧洲的资本主义无论覆盖全球与否，它的发生本身乃是一个特例”的观念。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梅棹忠夫曾经提起的文明生态史观，这种历史观唤起了他“只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与东端出现了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奇特观点。一方面，在欧亚大陆的内陆部分虽然出现了许多王朝或文明圈，其中却没有产生封建体制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样式。相反，那里却产生了许多亲近社会主义的体制。例如，除了前苏联与中国等共产圈以外，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印度等，二十世纪后期在建国阶段标榜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少，我认为至少在二十世纪，并非如马克思所想的那样是历史的进化阶段，而是文明生态的差异。顺便说一下，在中国作为统治理念的“天”，如果将其内容分解的话，可以分为三个：“民以食为天”、“均贫富”、“万物各得其所”。把它们用十九世纪的时代观念说来，就是“民众的社会生存权”、“经济上的平等”、“较之个人（私/少数）更重视全体（公/多数）”，清末的大同主义、民生主义、共同主义是与之相连的。而且，正如广为人知的那样，在清代由于遗产均分相续的制度与人口增长、货币经济等原因，财产的流动变得明显起来。以中国南部为中心，宗族制在不断扩大。这种宗族制拥有共有的田产，同族间建立了相互扶助、相互保险的关系。清末太平天国提倡的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想将这种宗族间、也即血缘间的共有关系扩大到非血缘的“天国”。太平天国的这种共有制仅以提倡而告终，只有到了毛泽东才将其在国家规模内实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它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不论是在统治理念上，还是在民间社会的习惯、生活伦理上，社会主义比起资本主义来更具适应性。这也启发我们：选择资本主义还是选择社会主义，至少仅从到二十世纪为止所显现的原委来看，并不是由于进化的阶段，而是由于文明生态的差异。如果说有的社会在其政治理念、社会构造、生活习惯等等上面与资本主义相适应，而有的社会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话，那么各种社会将在差异中得以自立，而与资本主义是否覆盖全球无关。近代以降，资本主义占据了优势，现在也是如此；中国不倾向于资本主义，在历史文化上更适应社会主义。此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上的优劣关系。对中国这样的认识，——例如我们首先从欧洲现代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框架中摆脱出来，获得基于差异认识的多元的历史观，——总之已变为可能。中华王朝的持续曾经被当作是没有进化的证据，现在作为与价值无关的事实问题，又被重新意识到了。为什么中华王朝不断交替，但统治理念却能继承下来呢？为什么它能让周边的日本、朝鲜等小朝廷并存千年以上呢？为什么只在其东端的日本产生了封建制呢？等等疑问都由此产生，这些都与最终被搞清的所谓中华文明圈的相对独立性有关。贯通东西方的印度文明圈成了民族移动的舞台；伊斯兰文明圈内有土耳其、阿拉伯、波斯等相对抗的文明圈，外有与欧洲文明圈的紧张与斗争的绵延历史；欧洲文明圈在罗马王朝分裂崩溃之后，经过中小国家的对立抗争而形成。与之相比，我们察觉到一个秘密：中华文明圈由于与印度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在地形、地理上分隔开来，加上其超级大国与周边的小卫星国的关系，以及朝贡贸易形式的软构造关系的特殊性，才持续保持了安定的空间。迄今为止，对中华文明圈内部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古代研究中取得了惊人的进展，这在考古学、金文甲骨学方面都很显著。今后我们应与将其视为欧亚大陆诸多文明圈中的一员的外部视点相结合，并予以推进。虽然津田左右吉氏曾从外部视点发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唯一神而有上帝，没有创世主而有主宰者，——但这一疑问始终没有得到回答。与这种外部视点同样应予留意的是内部视点的移动性。我们参与的哲学、思想、思想史的研究，经常为了依据某一个或某一特定学派或集团的言说进行研究，而将对象自身作为具有完成姿态的事物来把握；也就是说，常将其作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或精华来把握。儒教思想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在这时我们的视点往往固定在言说儒教的知识分子、学派与集团的内部。然而实际上，所谓的中华文化虽说汉族承担了多数的责任，却决不是汉族的专有物，而是多个种族、民族交融形成的混合文化。并且随着中心政治势力的消长，文化的中心地区也在移动。而它和作为异文化的其它文明圈的交流也不少。关于与罗马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