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美的发现及魏晋士人的山水情结-魏晋玄学.docx

自然美的发现及魏晋士人的山水情结魏晋玄学论文导读:：本文简要梳理了魏晋时期自然美得以发现的历史文化背景，介绍了由于自然意识的萌发而引起的山水诗、山水画创作的勃兴以及人物品藻审美观念的改变，管窥魏晋士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玄远意境。论文关键词：魏晋玄学，自然美的发现，山水诗，山水画，人物品藻【正文】江天暮雪，太虚片云，几多缥缈，几多空灵。寒塘雁迹，山市晴岚，几多动人，几多晶莹。大自然包罗万象，穿越时空，不论沧海桑田，不管星月迁移，它始终在用自己的美丽和力量涤荡着我们的心灵，感动着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美不自美，因人而彰”[1]，大自然本无所谓美，只有当我们对它投以审美关照时，它才能生成美。如果我们对大自然的风景“弃之不顾，它就失去了见证者，将会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2]中，也就是柳宗元所说的“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3]”。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世界上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美离不开人的审美活动。自然景物要想成为审美对象，必须要有人的意识去发现它、唤醒它、照亮它，使它从实体物变为意象魏晋玄学，实现人与自然的沟通契合。在我国历史上，对于自然美的发现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自然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投以审美的眼光的。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在中国和在西方一样，诗人对于自然的爱好都比较晚起。最初的诗都偏重人事，纵是偶尔涉及自然，也不过如最初的画家用山水画为人物画的背景，兴趣中心却不在自然本身”[4]。可见，在从先秦到汉代的漫长时间里自然并没有引起那时人们的足够重视，直到魏晋时代，伴随着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自然美才真正的从附庸走向独立，真正的被发现出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美不是永恒的，它属于历史的范畴，也属于社会的范畴。时代不同，人们所认为的美也会有不同。换句话说，任何一项审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任何审美主体也都是属于特定历史、特定社会的，因而他们必然会受到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泰纳看来，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可以概括为“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他还指出“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是一种精神上的气候，这种精神上的气候决定了精神文明的产物的面貌”[5]中国学术期刊网。根据泰纳所说的这种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推想，自然美在汉代以前一直被忽视，直到魏晋时代才被发现、被唤醒，必然是魏晋时代具有适合其出现的某种文化土壤和时代精神。事实也确实如此，魏晋时代是一个“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6]”的时代，它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7]。这种特殊的时代氛围，造就了特殊的时代精神，玄学的兴盛无疑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正是在玄学盛行之后，自然山水才开始被投以审美的眼光。玄学在魏晋时代兴盛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魏晋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以门阀士族当政的地主阶级专政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党锢争斗惨烈，统治阶级外部北方少数民族虎视眈眈、农民阶级反抗强烈，龟裂的大地上充斥着刀光剑影，窒息的空气中弥漫着波诡云谲。同时，汉王朝推行的礼法制度越来越繁琐，越成为形式的东西，“也就是王弼所说的‘崇仁义，愈致斯伪’‘巧愈思精，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老子微旨略例）”[8]。在这一情况下，“门阀士族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农民革命，缓和各种矛盾，于是就提倡所谓‘无为而治’的理论，用道家思想来补充儒家思想，要求被统治阶级安贫乐道，无知无欲，不犯上作乱。[9]”同时，在此黑暗压抑、风云际会的政治高压下，士大夫阶层自身的命运也如浮萍般飘摇，他们无奈的选择了把道家思想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据。由此，在这种种因素的催生下，以老庄思想为根底魏晋玄学，奉行“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玄学哲学体系就此产生。魏晋玄学主张以狂狷的放浪洒脱来对抗“乡愿”的无耻虚伪，它对宇宙本体的探索，对个性生命的推崇，对通达洒脱的鼓励，极大的促发了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他们有了更为敏锐的现实洞察力与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基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残酷和魏晋玄学“体玄悟道”的双重影响，士人们开始有意的逃避现实，逐渐把视野和脚步由世俗名利转向了超逸幽静的山水田园，比如，阮籍登临山水，尽日忘归，王羲之既去官，游名山，泛沧海，士人们开始集体走进自然、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由此，魏晋士人的山水意识开始萌发。值得指出的是，魏晋士人欣赏山水，已经突破了前代“比德”的狭窄视野，抛弃了功利、实用对山水的假借和利用，开始真正关注自然山水本身具有的独立的审美价值。由此，魏晋士人的心灵与外界的自然沟通契合，交流互感，构建了一个个光鲜亮洁、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自然山水也从陪衬走向了主体，从附庸走向了独立，自然美在这个洒脱放达的时代被发现出来。自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