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汉语中的日语借词.docx

谈汉语中的日语借词谈汉语中的日语借词1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现代汉语的形成期，大量的日语借词正是在此时期传入汉语的。那一时期汉语新词语铺天盖地，这些新词语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日语。不弄清楚这一时期的日语借词状况，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代汉语词汇发展的原因与过程。来自其他语言的外来词进入汉语大都采用了音译或意译的方法，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与“新生”阶段。而日语借词则由于是以汉字为载体，文字形式、构词方式、词语意义都与汉语本土固有词语有着天然的共同之处，大多数日语借词没有经过音译或意译就直接进入了汉语，这就使日语借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它原有特点，并与汉语本土固有词语融为一体，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影响。梳理汉语中的日语借词，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与对外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晚清民初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认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日本来实现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对现代观念、民主思想的吸收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日本。对日语借词的文化考察，所触摸到的就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进化史。2据冯天瑜先生在《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中的记录，近代中国对日语借词的态度是两极分化的，一方面，日语借词被人们广泛使用；另一方面，一部分学者却对此非常反感，认为会玷污汉语的纯洁性。支持者中以梁启超为具代表性。戊戌政变后梁流亡日本，不仅继续倡导翻译日籍，而且在自己的著述中广为使用日本新名词和日本文法，形成极富影响力的“新文体”（所谓“启超体”）。反对者如留日学生彭文祖在1915年写下《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文，这篇文章被后世研究者广泛引用，文中表达了激烈的反对观点，“令人切齿，深以不能一刃其颈为憾。”里面对许多词语一一作了批驳。如认为汉语中已有“禁止”，使用得非常合理，引进日词“取缔”纯属不伦不类。兹引如下：“据《康熙字典》，则缔者，缔结也，结而不解也。闭也。日文取缔二字，即取后二者之意思，而结而不解之意，即不放之意；不放之意，即与闭之意无何差别。再广解闭字之意思，即封锁也；封锁之意思，即禁止不许动也；禁止不许动之意思，即拘束也，管束也。所谓取缔规则，即管束学生之规则，自应严加取缔，即自应严加管束（禁止）。警察对于吊膀子之恶风，所谓非取缔不可，即非禁止不可。吾国人是何心理，偏嗜不伦不类牛蹄马腿之取缔二字，而唾弃光明磊落之禁止管束等字哉！咄，余欲骂之曰瞎眼盲从。”周光庆在《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一书中对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的有过概括而精当的论述：“在中国进行文化结构中最具有权威性的理论、制度层面的伟大变革的过程中，涌现了一个与这一变革相适应、相配合的翻译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的热潮。然而，在那个时代，翻译西书的活动是不可能有统一的组织与规划的。从事译书的人们固然大都是忧国虑民，腐心切齿，但他们见识有高下，居地隔中外，对西方新文化的修养有深浅，对新事物、新概念的理解有出入。在选择书目上，互相重复，在创立译名上，难免各自为之。另外，由于受之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刺激和影响，这一时期汉语的构词和词义等方面也在急剧变化。许多本来是自由组合的词组开始凝定为词了，许多词的意义在深化、演变或者根本翻新了。这样一来，在汉语的书面语乃至口语中，在人们的各种言语交际场合里，就涌现了一批批来自不同方向、有着不同风貌的“新名词”3建国以后，不少语言学大家开始关注和讨论日语借词问题。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提出“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有两个特点，一是尽量利用意译，一是尽量利用日本译名”。日语译名分成两种：“由日本传到中国来的意译的译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利用古代汉语原有的词语，而给予新的涵义；第二种是利用两个汉字构成双音词，这些双音词按照汉语原义是讲得通的。”第二种又分为：“1.是和汉字的本来意义比较接近的，例如“历史”、“政策”、“政党”、“独裁”等。这些词大约可以按照汉字的本来意义推知大意的。2.是和汉字的本来意义相差颇远的，例如“前提”、“企业”、“绝对”、“抽象”等。除上面两种，王力还分出了一种：除了采用日本语译名以外，还有一部分向日本语借用的词。但是，严格说来，这还不算纯粹的借词，因为没有借用它的原音。例如“取缔”（torisimari）、“引渡”（hikiwatasu）、“见习”（mirarai）、“手续”（tetuzuki）。尤值一提的是，王力明确表示不应把从日语借来的汉字词看作是外来词。他在1958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下）“词汇分册”中对现代汉语词汇来源做了这样的分析：“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现代汉语中的意译的词语，大多数不是汉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换句话说，汉语吸收西洋词语是通过日本语来吸收的”。“我们不应该认为是汉语向日本语‘借’词。这些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