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英国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docx

十九世纪英国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英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开始日益尖锐。1793年，英国派马噶尔尼出使中国，试图打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但因为清政府的封闭无功而返。马噶尔尼使团回国后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书籍，撕碎了中国理想国的面纱，西方人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他们所崇拜仰慕的理想国竟是如此封闭落后，停滞不前。中国形象开始一落千丈。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热”现象已经彻底结束，欧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摒弃期。这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野蛮的国度。中国人逐渐被视为劣等民族，成为被蔑视的对象，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会融入英国作家的创作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将中国人视作与印第安人，摩尔人，马来人，东印度人一样的低等民族。华兹华斯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印象来自巴罗所写的《中国见闻》，巴罗是马噶尔尼使团的成员之一。这本书对于中国的评价非常低，书中写道：“这个民族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礼仪和粗俗言行的牢固结合。表面上他们在谈话中及其简单和直率，其实他们是在实践着一种狡诈的艺术，对此欧洲人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应付”巴罗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很多英国文人对于中国的看法。而在散文家德•昆西笔下，东方中国是一场恐怖的噩梦，是个停滞腐朽的国家，中国人低能又野蛮无知。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所以他不仅赞成向中国贩卖鸦片，还主张用武力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在拜伦眼中中国人也是受到嘲笑蔑视的对象。他在《唐璜》第13章第34小节中写到“一个满清的官吏从来不夸什么好∕至少他的神态不会向人表示∕他所见的事物使他兴高采烈”。在这里表现了中国人的虚伪、冷漠、和对内心真实情感和自我的压抑，而这些都被是注重表现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浪漫主义者所鄙视和嘲笑的。诗人雪莱也把中国人当作“未驯服”的野蛮人，他在其抒情诗剧《希腊》中写道：“如果没有希腊文明，西方人也许至今仍是野蛮人，或许更坏，社会会弄到那种停滞而悲惨的境地，像日本和中国那样”达凯莱在其叙事诗《一个悲惨的故事》中也写到了一个中国人，他唯一操心的就是一条神秘的“英俊的猪尾巴”“他费劲儿的想把它拿到前面来，他却总是垂在屁股后面，他对此束手无策”这条猪尾巴，暗示了中国人的落后停滞与保持原状。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慢慢走上了霸道之途，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和傲慢感也愈演愈烈。对中国人的蔑视也是与日俱增。狄更斯笔下人物曾说过：“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丁尼生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1858年4月10日，英国的《笨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的诗歌，诗中写道：“约翰•查纳曼简直是混蛋，他要把全世界来拖累，这些顽固残酷的中国佬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吃的是令人作呕的老鼠，猫狗，蜗牛与蛆蜒。他们是撒谎者、狡猾者、胆小鬼。约翰牛来了机会就给约翰•查纳曼开开眼。”这份杂志在英国家喻户晓，影响力很大。短短半个世纪，中国已经从欧洲人眼中的理想国沦为被侮辱和耻笑的对象。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一二十年，英国进入一种文化自我怀疑时期，面对逐渐崛起的东方国家如日本和中国，西方人的态度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西方人一如既往的贬低中国人，认为黄色人种是低劣的人种，只有白人具有高贵血统。另一方面，中国义和团在抵抗外敌入侵时表现出的英勇气概给了欧洲人强烈的震撼，很多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人感到忧心和恐慌。一种被称为“黄祸论”的论调席卷西方世界。皮尔逊是“黄祸论”的第一个阐释者，他在其《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可怕，认为“如果中国有一个足够出色的君主，再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科技，就会成为一个任何西方国家都不敢轻视可怕的国家，他们早晚会溢出自己的边界，扩张到新的领土，并且把较小的种族淹没掉。对欧洲国家造成军事、道德、经济上的威胁。”1900年，有关义和团的传闻给西方带来了了普遍的恐慌，在他们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广阔的天幕下，排山倒海的扑向西方人孤岛式的据点，哪里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当时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入侵的小说，这些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到20世纪初，甚至演变成了一种妖魔化中国的风气，最突出表现在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塑造的一个阴险邪恶的中国人物形象身上，他就是傅满楚。这个人物集整个东方民族的狡诈残忍于一身，暴露了西方人恶意丑化和妖魔化中国人的阴暗心理。总的来说在摒弃中国文化的十九世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中华民族被视为野蛮愚昧的民族。但是主流之中也有例外，比如：英国作家兰陀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在其《想象的对话》中有一篇题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