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国内的执行——兼评国际人权两公约在我国的实施.docx

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国内的执行——兼评国际人权两公约在我国的实施1998年和1999年，我国先后正式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入这两个重要国际人权公约是我国致力改善人权状况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对促进人权事业的积极态度和坚定决心。目前，公约正在等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正式批准。根据两公约的规定，在我国正式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三个月后，两公约将正式对我国生效。届时，我国必须承担在国内实现各项公约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的国际义务。因此，公约在中国如何执行已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国必须在理论上和制度上积极作出准备，尽量避免日后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冲突。一条约在一国国内如何执行归根到底取决于该国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所持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国际上主要有两个派别：一是一元论，主张国际法和国内法属同一法律体系，两者的相互效力关系可分为国际法优先论和国内法优先论；二是二元论，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二者在效力上各自独立，互不隶属。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体现在实际方面主要是适用问题，即国际法如何在国内法上适用，尤其是条约如何在国内适用。一般说来，大体有两种方法：采纳和转化。在中国，对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通常是辩证的加以考虑的。考虑到国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国际法也是由国家参与制定的，国内通说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但两个法律体系原则上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并不相互排斥。首先，国际法在国内是有法律效力的。为了在国内实施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国际法可以被视为国内法的一部分或者在国内法上作出明文规定。其次，国际法如果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就往往要求国内法有具体的规定，否则，国家的许多国际义务就无法实现。第三，国内法的规定不能改变国际法的现有原则、规则和制度，国际法也不能任意干预国家在其主权范围内制定的国内法。第四，如果一国在国内制定的法律与其国际义务相抵触，也就侵害了他国的权利和利益，该国就应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承担国际责任。因此，一国在制定国内法时应考虑到他们在国际法中的义务，而国家在承担国际义务之前应注意将这些义务与国内法相符合。这一理论的核心精神是如何保持两个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以确保国家忠实履行其国际义务。因此，一般情况下，应推定国内法与国际法不冲突。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应在其制订过程中努力避免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体系之间产生矛盾，当对此产生疑问或两个体系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时，应向有利于国际法的方向倾斜。一些学者认为，在上述理论框架下，我国已建立了一个法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际条约被普遍自动接受为国内法律秩序的一部分，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采纳是我国执行国际条约的方式。理由是：尽管我国宪法中未对条约的适用作出明确规定，但在我国的其他一些国内立法中均有相关条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由此推论出，我国对待国际条约的方式是直接将其纳入国内法体系，而后作为我国国内法的一部分自动适用，而无须转变为国内法。的确，我国现行的一些法律确实明确规定国际条约在国内有高于国内法律的效力，在二者冲突发生时法院应优先适用条约，实践中也不乏我国法院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审理案件的案例。但稍微作一下统计学的研究就不难发现规定条约直接优先适用的立法几乎全部集中在民商法、行政法领域，例如《民事诉讼法》、《着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海商法》、《行政诉讼法》、《环境保护法》、《水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刑法领域则鲜有规定。我国法院直接适用的国际条约通常也只限于国际贸易法、国际私法领域的《联合国国际销售合同公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等，而我国目前尚无直接适用国际人权公约的案例。可见，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直接适用仍面临既无法律依据又无先例的难题。我们必须承认人权公约在国内适用的特殊性。二至今为止，我国已经签署、批准和加入了人权条约包括：《防止及惩办灭种罪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难民地位议定书》、《儿童权利公约》、关于战时武装人员、战俘和平民保护的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及前述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些公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国际罪行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权公约，如关于战时武装人员、战俘和平民保护的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防止及惩办灭种罪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一类是基于平时国际人权法的人权公约，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