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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应明确国际条约在我国的地位

中国加入WTO以后，不仅各专门法需要修改和完善，而且宪法也需要进行修改和完善，这里我仅就一个问题加以说明，即宪法应明确规定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在我国的地位。其理由如下：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维护国际秩序，尊重并遵守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关乎全人类的利益。美国蔑视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推行单边主义的霸权主义行径需要世界上更多的国家采取更明确更坚决的态度加以反对和制止。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在宪法中明确我们的立场。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发展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维护国际法尊严，维护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的尊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我国一贯奉行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与世界各国积极开展形式不同的国际合作，善意履行我国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那么，在宪法中明确表示我们的这种立场，既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又有利于我们在共同维护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尊严方面与其他国家合作。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有类似的规定，比如日本国宪法第98条明确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必须诚实遵守之”。实际上日本国内奉行的是“宪法至上”原则，而我们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说奉行的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在宪法中亮明我们的观点，实在有损我们的立场。四、我国已经在实践中通过多种方式肯定了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在我国的地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又如中国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后，先按公约的要求，确立了管辖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通过了《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其中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颁布了《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确立了这种新罪名（当时中国的《刑法》没有关于劫持航空器罪的规定），1997年的新《刑法》更明确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适用本法。”（刑法第9条）“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刑法第121条）另外，为了实施国际条约，我们还制定了大量相应的国内法律、法规。如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的联合声明，我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我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为实施《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我们还制定了《著作权法》。五、对国际习惯，我国的立法和实践也表明了尊重和遵守的积极态度。如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率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6条都有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条文。我国一些民商事法律还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的民商事活动按“对等原则”办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等。“对等原则”实际上就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我国一些部门法还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在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大量双边条约如司法协助、引渡、领事条约中，都吸收了若干国际习惯法规则。对于近年来在空间法、海洋法、国际环境保护法、国际人权法等领域新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中国都表示尊重、遵守。既然从理论上讲，我们需要在宪法表明立场，从实践上说，我们已通过多种方式肯定了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的地位和作用，尽了我们尊重和遵守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习惯）的义务，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进一步在宪法中肯定我们的这种立场呢？具体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一九九九年第九届全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