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23秦系文字的时间序列与石鼓文的勒制年代.docx

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秦系文字的時間序列與石鼓文的勒制年代（首發）倪晉波揚州大學文學院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797一、石鼓文的年代難題及其思路檢討石鼓文的勒制年代是個糾結已久的學術難題。自唐以降，歷代均有學者用力窮索，或主西周，或主秦，或主北魏，或主北周，其具體結論竟有十數種之多，令人莫之所從。[]1923年，馬衡先生發表《石鼓為秦刻石考》一文，依據古、近出土秦銘刻資料，論定石鼓文為春秋秦物。[]這一結論很快在學界取得多數共識，成為石鼓文年代研究史上的一個重要進益。從此，石鼓文的年代爭議由“刻於何時”轉向“刻于秦國何時”。但迄今為止，研究者對後者依然歧說紛紛，未能取得一致意見。對此，筆者曾撰文進行了較詳細的介紹，[]故不贅言。值得提出的是近年關於石鼓文勒制年代問題的兩種新思路。第一是越來越多的學者相信：在目前的資料條件下，只能考訂出石鼓文的“相對年代”。黃奇逸先生認為這個“相對年代”在秦武王元年至秦昭王三年之間。[]陳昭容女士則說：“我們傾向於留一個彈性空間，暫定為春秋晚期。”[]“相對年代”的思路表明部分學者在石鼓文刻制年代問題上趨於務實，不再渴望找出具體年代而一勞永逸地解決難題。第二個“新”思路是石鼓刻文與石鼓詩作不同代。裘錫圭先生曾撰文指出石鼓內容和字體在時間上有矛盾。他說：我們初步認為石鼓文是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也可以說是前五世紀（如認為秦公簋非景公器，而是桓公或共公器，便可以說是前六世紀晚期至前五世紀之間）的秦人所刻的、秦襄公時代的一組詩。[]徐寶貴先生認同裘先生的說法，其結論亦更明確：“見於石鼓的詩原為秦襄公時所作，石鼓上的文字則為秦景公時所寫所刻。”[]但是王輝先生對此有不同意見。他指出：依裘氏說，石鼓詩作于襄公時，依時公稱‘公’之例，固無不可。但裘氏說又說，石鼓詩刻於春秋晚期之後，我們要問：後輩刻先代之詩，內容改不改呢？如果改，則石鼓詩對襄公就應依秦公及王姬鎛、秦公簋、磬之例改稱‘皇祖’，而不能徑稱為‘公’；如果不改，也不是不可以，但石鼓詩第一人稱用‘吾’，不用‘朕’‘餘’，已是較晚的習慣，又不能說未改。我們總不能說後代的刻石對先輩的詩重要的稱謂（公）不改，次要的人稱（吾）改動吧？那將使我們陷入雙重標準的困境。[]將石鼓和石鼓十詩或石鼓文字和石鼓十詩視為異時之制在唐人韋應物和近人羅君惕那裏就已存在[]。1935年，羅君惕先生發表《秦刻十碣時代考》一文，指出鼓文是先秦佚詩，早於石鼓的勒制年代：“十碣必在惠文與始皇未同文之時”。[]裘先生聲言，他的意見正是受羅說啟發而生。[]無論是將石鼓詩歌與刻石視為同時之制，還是將其分開考慮，其實都折射了石鼓文年代問題的複雜性和學界對此的些許無奈。前者看似自古而然、不言自明，但若認真追究，確實沒有堅實依據；而後者除了要面對質疑外，可能還會引發出新的問題。譬如，石鼓詩歌若是襄公時代的作品，那麼當時的秦人是否有創作石鼓十詩的文學水準？若非，那又是何人所作？後世秦公為何要將二、三百年前的先祖之詩刻於石鼓？石鼓十詩與《秦風》十詩有何關係？為何只勒刻前者而不書後者？大約正是因為如此，裘先生在文末特別強調其意見只是一個“假設”。在石鼓文年代問題上，向來的學者都致力於具體製作時間的追索，企望提出一個“絕對年代”而一舉破解難題。這個願望無疑是好的，也是學術研究最終應達到的目標。但是，千年的石鼓文年代研究史表明：石鼓文的具體刻制時間之所以未有定論，主要原因還是鼓文殘泐過甚，無法從其本身獲得更多的第一手資訊，而現有文獻資料和出土文物也無法提供有力的旁證，在目前的資料條件下要達成上述目標是不現實的。學問之道，多聞闕疑可矣！與其糾纏於聚訟千年而未決的難題，不如務實一點，考訂石鼓文的“相對年代”，取得認同後再徐圖將來。事實上，這種思路近年來已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而據此獲得的結論也相當接近。二、秦金、石、陶文的年代序列從出土文物的文字來判斷其年代是考古學常例。對秦國金石銘文的字形進行比較並據以判斷器物年代，宋人鄭樵實開先河。在《石鼓音序》中，他比較了石鼓文字與秦斤、秦權文字後，將其刻寫時間定在“惠文之後、始皇之前”。說見陳思《寶刻叢編》。[]自是以後，字形比較法成為學者們考訂石鼓文年代最常用、最重要的方之一，如王國維[]、馬衡、唐蘭[]等。只是由於彼時新出秦器有限，研究者據以比較的秦國文字資料不盡相同，故得出的結論也不盡一致。近三十年來，隨著一系列秦文化考古工程的開展，新的秦文字資料如太公廟秦公鐘鎛銘、秦景公大墓石磬銘等相繼面世，使得今天的學者擁有了比前人更多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