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23秦系文字的时间序列与石鼓文的勒制年代.docx

秦系文字的時間序列與石鼓文的勒制年代（首發）倪晉波揚州大學文學院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797一、石鼓文的年代難題及其思路檢討石鼓文的勒制年代是個糾結已久的學術難題。自唐以降歷代均有學者用力窮索或主西周或主秦或主北魏或主北周其具體結論竟有十數種之多令人莫之所從。[注释：历来的石鼓文年代歧说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二十九有较详细的摘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页461-480）今人的相关总结文章以杨宗兵《石鼓文及其时代研究评述》述之较详。（《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3期页38-43）]1923年馬衡先生發表《石鼓為秦刻石考》一文依據古、近出土秦銘刻資料論定石鼓文為春秋秦物。[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国学季刊》1923年第1期页17-26。]這一結論很快在學界取得多數共識成為石鼓文年代研究史上的一個重要進益。從此石鼓文的年代爭議由“刻於何時”轉向“刻于秦國何時”。但迄今為止研究者對後者依然歧說紛紛未能取得一致意見。對此筆者曾撰文進行了較詳細的介紹[倪晋波：《1923年以来的“石鼓文”研究述要》《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页46-52。]故不贅言。值得提出的是近年關於石鼓文勒制年代問題的兩種新思路。第一是越來越多的學者相信：在目前的資料條件下只能考訂出石鼓文的“相對年代”。黃奇逸先生認為這個“相對年代”在秦武王元年至秦昭王三年之間。[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页227-254。]陳昭容女士則說：“我們傾向於留一個彈性空間暫定為春秋晚期。”[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之一0三2003年7月页193-212。]“相對年代”的思路表明部分學者在石鼓文刻制年代問題上趨於務實不再渴望找出具體年代而一勞永逸地解決難題。第二個“新”思路是石鼓刻文與石鼓詩作不同代。裘錫圭先生曾撰文指出石鼓內容和字體在時間上有矛盾。他說：我們初步認為石鼓文是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也可以說是前五世紀（如認為秦公簋非景公器而是桓公或共公器便可以說是前六世紀晚期至前五世紀之間）的秦人所刻的、秦襄公時代的一組詩。[裘锡圭：《关于石鼓文的时代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1期页48。]徐寶貴先生認同裘先生的說法其結論亦更明確：“見於石鼓的詩原為秦襄公時所作石鼓上的文字則為秦景公時所寫所刻。”[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国学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页395-434。]但是王輝先生對此有不同意見。他指出：依裘氏說石鼓詩作于襄公時依時公稱‘公’之例固無不可。但裘氏說又說石鼓詩刻於春秋晚期之後我們要問：後輩刻先代之詩內容改不改呢？如果改則石鼓詩對襄公就應依秦公及王姬鎛、秦公簋、磬之例改稱‘皇祖’而不能徑稱為‘公’；如果不改也不是不可以但石鼓詩第一人稱用‘吾’不用‘朕’‘餘’已是較晚的習慣又不能說未改。我們總不能說後代的刻石對先輩的詩重要的稱謂（公）不改次要的人稱（吾）改動吧？那將使我們陷入雙重標準的困境。[王辉：《由“天子”、“嗣王”、“公”三种称谓说到石鼓文的时代》《中国文字》新20期1995年12月页144。]將石鼓和石鼓十詩或石鼓文字和石鼓十詩視為異時之制在唐人韋應物和近人羅君惕那裏就已存在[《全唐诗》录韦应物《石鼓诗》云：“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页2002-2003）但该诗首句自宋代就有不同提法。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4：“《左传》云‘周成王搜于岐阳’而韩退之《石鼓歌》则曰宣王所谓‘宣王愤起挥天戈’、‘搜于岐阳骋雄俊’是也。韦应物《石鼓歌》则曰文王所谓‘周文大猎岐之阳刻石表功何炜煌’是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页189）又欧阳修《集古录》卷1、朱长文《墨池编》卷5、董逌《广川书跋》卷2等均称韦氏认为文王制鼓而宣王刻诗可见他们所见的韦氏《石鼓诗》首句也是“周文大猎兮岐之阳”。但是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9则引作“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参万有文库本《苕溪渔隐丛话》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初版页475）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更引作“周人大猎兮岐之阳”。（[清]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版页166）首句的不同造成了后人对韦应物关于石鼓文年代看法的混乱。本文暂依欧阳修等人的意见。]。1935年羅君惕先生發表《秦刻十碣時代考》一文指出鼓文是先秦佚詩早於石鼓的勒制年代：“十碣必在惠文與始皇未同文之時”。[罗君惕：《秦刻十碣时代考》《考古学社社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