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docx

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黄友义现为中国外文局副局长、译审、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翻译高级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译著包括美国文学名著《名利场大火》及《马歇尔传》和《无冕之王》。主要作品为对外介绍中国各个方面的中译英图书如《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中国加入WTO与经济改革》以及《聊斋志异选编》等。曾参加党政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翻译工作主持编写《汉英外事工作常用词汇》。现为《中华大文库》丛书(汉英对照)编委会副主任、《英语世界》杂志编辑顾问。外宣工作中的翻译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基本上都是中译外也就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由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这一特点决定了除去所有翻译工作都需要遵循的“信、达、雅”标准之外外宣翻译更需要翻译工作者熟知并运用“外宣三贴近”(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凡是要对外介绍的素材理昕当然是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和贴近国外受众需求的对于从事外宣工作的翻译人员来说最应该注意的是要潜心研究外国文化和外国人的心理思维模式善于发现和分析中外文化的细微差异和特点时刻不忘要按照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去把握翻译。最好的外盲翻译不是按中文逐字逐句地机械地把中文转换为外文而是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对中文原文进行适当地加工有时要删减有时要增加背景内容有时要将原话直译有时必须使用间接引语――怎么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些技巧呢?笔者多年从事外宣出版物的中译英翻译工作根据我的体会有两条原则必须坚持：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努力跨越文化鸿沟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上的明显不同。许多中文里约定俗成的词句原封不动地翻译成英文后不但难以达到忠实地传达中文原意的目的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有时非但不能回答外国人对中国某一方面的疑问反而引出新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学者注重谦虚和含蓄在写好一本书后即使是倾毕生之力写成的学术著作也往往在前言里说：“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谬误肯定不少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如果照译过去那些对中国文化没有深刻了解的一般外国读者很可能会问：“既然你知道有错误为什么自己不纠正以后再发表?”因为在英美等国出版的图书中人们习惯于说“这是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中最为权威的著作。”而实际上很可能这是一本很普通的大路货图书。如果机械地翻译涉及我国政治体制的内容很可能引起国外受众的误解。比如：有的文章说：“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此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由于西方长期的宣传那里的很多人错误地把共产党等同于不讲民主的专政党这时他们会很自然地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这两个字当作反义词来解读。因此当他们读到：“InChinatheCommunistPartyisthepartyinpower．BesidesthereaFealsoeightdemocraticparties”(即：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此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时他们产生的一个误解是“中国实施的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同时中国存在着八个追求民主的反对党。”我们当然清楚在中文“民主党派”一词中有它的特定历史含义同时也没有任何翻译工作者希望让自己的译文产生上面的误解但是直泽造成的后果就是这样严重。其实如果动动脑筋把这句话中的“democraticparties”译为“otherpoliticalparties”(其他政党)就会淡化外国人头恼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完全对立”的错误印象。又比如由于英美人无论多么强调党派政治无论多么支持和尊崇他们的领导人也不习惯说“紧紧地团结在以布什(或布莱尔)为核心的共和党(或工党)中央周围”如果我们把中文里涉及我国政治生活的这类词句不分场合、不看对象统统直译成英文国外受众往往不能理解我们所要表达的团结决心和气氛而会按照他们的思维习惯误解为“如果不是中共内部有重大分歧为什么要强调团结在谁谁的周围呢”。如果不增加一些时间概念或背景知识我们在中文中常用的一些词汇也会让国外受众难以理解。比如：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历史不了解而他们自己的历史又只有两百多年我们常说的“新中国”译成“NewChina”后他们理解为“邓的中国”。又如我们所说的“新时期”简单译成“NewEra”后他们竟然认为是指“新的千年”。这种结果显然不是翻译工作者的本意。虽然美国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停止过打仗但是他们看了我们一些从中文直译过来的文章后却错误地认为“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好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习惯使用军事化的语言造成的。如：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体育代表团被称为“奥运军团”篮球比赛是“篮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