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寻找的不确定性.pdf

话语寻找的不确定性曾绮晴摘要：刘震云所著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父子、师徒、夫妻关系呈现出的畸形状态颠覆了人们对双方关系的传统理解由此实现了对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家园意象的模糊、故乡情怀的丧失更是让人难以理解;此外作者将发生在延津的故事独立于当时中国的大背景之外这种边缘化的叙事模式增加了读者阅读过程中对背景认知的模糊性。这一切都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一句顶一万句”的那“一句”话究竟能否被寻找到？或者说延宕千年的中国式孤独最终能否被打破？而问题所指向的答案却又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关键词：二元对立;解构;边缘化;话语寻找“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通篇贯穿了这样一个古老的道理。杨百顺的“出延津”牛爱国的“回延津”一出一回目的都是为了寻找某个人或者只是某句话以逃离缠绕着内心的孤独感。那么人们因为想摆脱孤独的话语困境渴望得到内心一直所期盼的话语而展开的寻找最终会不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呢？小说中的人物为了摆脱困境逐渐迷失了自我却仍执意要寻找下去不愿回头。由此来看《一句顶一万句》所表现的意义不是单一的故事主人公想要得到的那句话不一定找得到即使找到也不一定符合自己的心意;那个“说得着”的人不一定能找找到后不一定一直都说得着;该不该找值不值得找作者也并未明确传达出要提倡或批判的东西。一、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一句顶一万句》中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简单来说二元对立的概念是：在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建立在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结构中例如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等等前者往往优先于后者后者从属于前者德里达作为反逻各斯主义者认为解构主义认定对立两项之间仅有一些差异而无孰优孰劣的等级秩序。（1）小说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对父子、师徒、夫妻关系的理解。以“出延津记”中的主人公杨百顺为例他宁愿一次又一次离开也不愿回家面对令他反感的父亲当在外受了苦走投无路回来时他父亲表现出的却是幸灾乐祸在这对父子身上完全诠释不了“父慈子孝”这四个字;杨百顺和小赵名义上都是传教士老詹的徒弟但二人只一心干着自己的营生而内心并没有真正把“信主”当回事儿是勉勉强强的师徒关系;小说中夫妇之间的关系更为畸形如杨百顺与吴香香双方充满矛盾毫无恩爱可言丈夫甚至一反传统成为了妻子的附庸妻子成为了绝对强势的一方。小说中父与子、师与徒、夫与妻二元对立结构的瓦解归咎于主人公陷入的交流困境及其不懈的话语寻找。与压根说不上话的亲人、无温情的家庭决裂后杨百顺踏上了寻觅的道路从离家到拜师再到结婚他为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找到能够说知心话的人而不断努力着然而不幸的他陷入了“孤独——寻找——寻不得——孤独”的重复中。杨百顺虽然最后在寻找巧玲的事情上死了心但再也没有停下步伐他毅然乘上远行的列车继续逃离着寻觅着。杨百顺是迷茫的也是坚定的。他可能会一直陷于这个重复的怪圈中在寻找过程中体会人生孤独;也可能真的会找到他心中所要追寻的东西成功摆脱孤独困境。二、对故乡情怀的解构在人们眼里故乡是出门在外的游子心中最牵挂的地方是亘古不变的温存是精神的一片净土。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作品中可见常见的月亮、大雁等物象都能够牵扯出游子无限的故乡情思情怀。而《一句顶一万句》中则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故乡情怀的传统认知。作者笔下的故乡于故事主人公而言不再是精神的皈依之处而是能够勾起不堪的、痛苦的回忆的地方。前半部“出延津记”中杨百顺先是极其反感自己的家庭辗转多次从来没有过回家的欲望即使回去也是迫不得已最终因为弄丢了养女巧玲彻底离开了故乡这片伤心地。在后半部“回延津记”中曹青娥生前有机会可以回到童年生活过的故土可不明所以地她自己放弃了一切线索直到临死才有后悔之意;牛爱国也是因为故乡变成了伤心地一次又一次离开一次比一次走得远。小说中的人物在故乡找不到或者失去了某种东西于是离开故乡去追寻寻求无果身心俱疲却仍不愿意回到故乡。这里刘震云笔下的家园意象被塑造成精神痛苦的来源故乡情怀丧失。由此作者借小说的人物之口表达出“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的观念。（1）这句话被小说主人公反复强调在作品中出现多次这说明在他们眼中故乡不再是游子的“根”反而选择将希望寄托于迷茫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远方。这种抛弃了根的没有回归意识的追寻则再一次增加了寻找的不确定性。失去了根失去了精神归属的他们能不能在他乡寻找到另一个“根”在寻找过程中会不会愈发迷失了自我迷失之后又该何去何从这些都不得而知。三、边缘化的叙事模式《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作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小说将地点定位于河南延津却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小镇马孔多一样独立于大背景之外。根据小说内容透露出来的线索可以大约推算出上半部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解放战争前期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