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制改革的推动者.ppt

中国税制改革的推动者——项怀诚项怀诚一本热销的颇有影响的书名曰《谁改变了中国》，记录了100名各行各业对中国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引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其中有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龙永图，项怀诚名列第五。项怀诚：山东大学走出来的财政部长漫长的蓄势接着的是飞升，三个月后，即1982年9月升为综合计划司副处长，不到两年又升为副司长（1984年6月），又过了两年，即1986年6月升为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从副科长到副部长，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1962年申请入党到1984年才批准。1980年开始提干了，第一批仍然没有项氏的名字，有人替他抱不平：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提拔？他仍然很轻松，对人说：“我也没感到怎么样，年轻嘛。”意思是说我可以等下去。
二十年的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冷落，不急不躁，不怨天尤人，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东方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不知而不愠。”（孔子语）这是中国古君子的处世哲学，“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现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语）
现今的青年人缺乏的正是这种耐性。狂躁不安，缺乏忍耐，有一点成绩，到处张扬；三天得不到重用，就要跳槽。以此种心态处世，怎能成就大事？须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项怀诚1962年冬进财政部，不到四年即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神州大地。这场历时十年的政治运动，对社会的破坏且不说，对“人才”来说更是一场劫难。一些青年人不明真相，政治经验不足，跟着运动上蹿下跳，结果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项怀诚不是这样的人，以他的性格绝不会当上蹿下跳的造反派，也不会做悠哉乐哉的逍遥派在那里混日子，因为他是个勤学的人，机关瘫痪，无事可干，这正是他发愤学习的大好时机，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攻读金融、财政方面的书籍，文学、历史也无不涉猎
二十年，漫长的二十年，是他储备知识的二十年，是他历练的二十年，是他蓄势的二十年。古人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草木生长需要阳光和雨露，雄鹰飞翔需要有万里长空，时机不到，干着急也不顶事。
二十年的历练，项怀诚不仅成为财政业务方面的行家里手，并且夯实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何以见得？证据有三：第一是在张劲夫1976年至1979年任部长时，项怀诚还不是党员，更不是干部，但张部长认识到他是个人才，特邀他参加“务虚小组”，从事财政的理论及财经形势研究；
第二，1979年他和其他两位同志合著一本专著《中国财政体制改革》，详细论述了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所走过的道路，并展望了未来；
第三，1980年起，他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给大学生开讲经济课，1982年还带领学生到江苏实习。项怀诚以敏锐的才思与探索精神，总是站在理论的前沿，紧跟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潮，以超前的目光，及时向部里提出意见和建议。常常是部长们刚从国务院领回指示精神，准备找综合计划司研究，这时综合计划司早已准备好了一份有情况分析、有实施措施的研究报告。这不能不使部长们对项怀诚刮目相看了。
再举个他任副部长时的例子：1992年1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项怀诚备受鼓舞，他也从中捕捉到了一些新的信息，他感到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终于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便召集几个年轻人，口述自己的观点，由他们记录整理，很快完成了一部《中国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的著作，并赶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出版了。
这是一部被理论界认为最领先、最系统论述市场经济的著作。温家宝副总理听说后，急电项怀诚：赶快给我送20本来。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集中研究的就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可见项怀诚睿智的头脑和超前意识。
1986年6月提升为副部长，党组成员（1984年入党），1992年5月又升为财政部党组副书记。1994年7月调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党组书记，正部级。
财政部长刘仲藜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但他来了个高手骑车“大撒把”。项怀诚组织观念很强，他对部长说，我一个月给你汇报一次工作。刘仲黎说，你别来，我不管，你大胆地干就行。项虽为副局长，但税务总局的工作由他全面主持，全权负责。这时税费改革的重担就落到他的肩头上，他义无反顾地走在了改革的最前沿，全程参与了财税体制改革的设计。当时财经形势是怎样的呢？

那时的财政体制是包干制。包干制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决激励机制不足，在没有完善的法制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过渡的办法，但这种办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1980年至1990年GDP平均每年增率为9.5%，可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由1979年的28.4%下降到1993年的12.6%；更严重的是中央财政收入分配不占主导地位，1984年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是41.5%，到了1993年下降到22%。

中央掌握的钱太少，话语权也就跟着小。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政治上的权威，中央政府的职能就难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