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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网友来稿)

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网友来稿)南京师大文学院吴长青我感到文学教育是近年来才有的说法，听起来的确很新鲜。因为这里的教育不再是以往空洞式的说教，而是借助经典文学作品来内塑人的性情，并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提高人类的自省能力。这时的文学也才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上来。我以为在我们实现道德理想以及营造和谐社会的路上，特别是当它们遇到诘难的时候，文学教育是一剂不可缺少的良药。美国文化学者房龙的《人类的艺术》（TheArtsOfMankind）写在前面的话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人类即使在最了不起的时刻，比起自然界，也是弱小无助的。自然界与人类接触是通过万物，人类则以万物来表达自己。而这种表达，在我看来，就是艺术。房龙这段话高度概括了艺术与人类的关系，艺术是人类精神的需要，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印谱。文学是通过塑造形象来表达自己内心言说的艺术。在近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社会发展到今天，有人发出什么是真正的文学经典？甚至开始质疑经典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教育也才亦步亦趋地浮出水面。我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本叫《Q版语文》刚好经历了由盛到衰，首印投放市场多达10万册，而且销售着实红火，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在文学普遍萧条的今天创下如此好的发行记录。有人不满这种行为，称之为“小丑耍戏的意味，是‘泛解构时代’的教育病症和出版的悲哀”。（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2月17日3版）凭心而论，我上面所说的衰不是客观的。《Q版语文》是有一定量的读者的，要不是出版主管部门的及时查禁，它的发行量肯定还有一定量的突破。孩子永远是无辜的，谁是始作俑者？谁该承担责任？又是谁漠视了今天孩子的阅读兴趣？一句话我们今天该用怎样的作品教育孩子？也正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得与每个人好象都没有关系，最终成了似是而非的存在。这使我又想起了新年的《文艺报》有这样一则大头条“‘中国现当代文学调查问卷’显示校园师生眼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副题一个是欣慰，一个是悲哀，悲哀那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及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大中学生的阅读视野。（2005年1月4日1版）是谁难逃其咎？政治上现在开始实行政府问责制，无疑是一种进步，而文化教育内容的泛化特征则成了无源之水。阅读固然是一种自觉行为或者是一件私人化色彩比较浓厚的活动。但是有识之士不应放弃这个社会责任，应积极利用其自身的文化影响力，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氛围。学校应抓好文学教育这一课，上出生机，上出特色。最近有关“80后”文学引发的两种不同声音格外引人关注。不可忽视的是文学由于引入了商业机制，难免会出现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之所以在这里重提这个话题意在想发问，“80后”经历过哪怕是常识性的文学教育吗？横空出世的作品到底有多少文化含量，心怀多少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悲悯。我甚至怀疑这些写手写作的动机，这样成长的一代于世于文又能贡献多少，不免让人有些担忧。回过头来，这些存在对他们的同龄人又起了怎样的示范？也许我的担忧有些多余，但是忽视了这些是无助于年轻一代成长的。特别是承担着学校教育的教育工作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不能忘记作家刘庆邦在去年末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他眼中的矿区生活时，说过的一句话“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什么是经典，我认为首先是感动作家自己的才是经典。经典文学一定是具有理想倾向的，记录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以及现代文明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可惜我们当下的文学教育是严重缺失这些的。说句实话，当下有不少公开出版的好作品，特别是关注“三农”问题的，具有浓厚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由于缺少教育者的关注，很难使得这些作品进入到学校的文学教育中。受教育生活在当代却不读当代的作品，生活在现实中国的大地上却不去读中国的作品。我曾大胆作个推论，六七十出生的教师对文学作品兴趣不大，对作品缺少相应的关注。直接影响了八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人对文学的兴趣，至少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由于整体文学素养的缺失加之变本加厉的应试教育和商业文化的冲击，这些潜在的因素共同导致了全民文学精神的颓伤。至今还有一些专业教授为中国文学的整体状态和发展模式争论不休。最具代表性的要算2003年10月，《人民文学》与《南方文坛》联合召开会议，议题是“回到文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文学的基本价值在今天已然成了一个‘问题’”。（曹征路语）以及2004年《小说选刊》以“季评”的方式分别发表了孟繁华、陈思和、陈晓明三人对当下文学创作的评述文章。孟繁华宣布宏大叙事的终结，陈思和说明惟有形式创新才是文学生存的理由，陈晓明解释为什么“小叙事”才是今天的最高成就,很有一番见地。尔后我又看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当代最新小说点评论坛”主持人邵燕君在左岸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