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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阅读《乡土中国》练习

一、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
这一点，依我们上面所说的，还是不太能自圆其说。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
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
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
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上我们称之作Facetoface
ɡ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里说，他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
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脚步声来辨别来者是谁。在“面对面的社群里”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
道对方是谁。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
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
“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在“面对面
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很少太太会在门外用姓名来回答丈夫的发问。
但是我们因为久习于这种“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时候用到了门内人无法辨别你声
音的场合。我有一次，久别家乡回来，在电话里听到了一个无法辨别的“我呀”时，的确闹
了一个笑话。
“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
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
的，是个乡土社会。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
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
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
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
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在十多年前青年们讲恋爱，
受着直接社交的限制，通行着写情书，很多悲剧是因情书的误会而发生的。有这种经验的
人必能痛悉文字的限制。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
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
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
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
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
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
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地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
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
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
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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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
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第二章《文字下乡》，有删改）
材料二
到出版《乡土中国》，费先生的研究重点已从个案、类型向“通论”阶段过渡。所谓通论，
不再是对一个社会单元的具体描述，而要提升一步，从具体社会生活中提炼出一些概念，
来表达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也表达作者对社会现象的理性认识。《乡土中国》正
是费先生试图对中国基层社会性质作出通论式描述的尝试结果。
费先生的讲法和写法，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于是，我们看到《乡
土中国》像是一幅中国农村社会的素描长卷，中国笔法，散点透视，工笔兼写意。作者驾
轻就熟，顺手拈来百姓生活场景乃至细节，让深入的理论和学术思考接通读者的日常经验
和感受。
肯用点心思的大众读者可以从中领悟生活现象中的意义和趣味，心有灵犀的学者可以从
中受到学术思考的启发。
借助《乡土中国》，费先生有效证明了生活与学术之间源和流、本与末的关系。尤为可
贵的，是让学术著述放下了端着面孔的架势，避开了高头讲章式的自命不凡，回归生动活
泼、亲切宜人的境界。
曹聚仁写《文坛五十年》，曾评价费先生是“文学圈外文章高手”，说其著述“有了蒙田散
文的风格”，“费氏的散文‘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具，趣味盎然’，都为其他文艺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