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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史学的产生

一、史学的萌芽
历史是人类过去活动的客观事实，简称史实。史实虽是客观存在的，而一时间有密切的联系，时间不停留，转瞬即过，所以历史的最大特点是一往而不复返，不能再现。因而史实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来保持，是为史料。研究历史必须考察史实，而考察史实必须依据史料。史料一般的只能反映史实的某些部分或某些现象，而不能反映史实的全部情况，尤其是实质的部分，所以史料与史实不能划等号。史料的形式有多种，主要的是文字记载，此外有古人遗留的实物，图画雕像，以及口耳相传的传说等。整理这些资料，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初步工作，通过可靠的史料，对于史实作科学的考察分析，宣明其发展的规律，方为史学研究主要工作。
1、史·历史·历史学
要回答清楚：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涉及到一系列复杂问题，也涉及到不同民族的哲学观和科学观等综合问题。
史，这个词汇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象形的是判事的巫师或者判事的吏员，《说文》诠释道：“史，记事者也，从又，执中，中正也。”。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与“事、吏”的词义是相通的，带有伦理学（含自然伦理原则和社会伦理原则）的价值判断涵义。英语history和annals这两个词汇，被中国翻译成为“历史”，指“经历、记事、编年”，但没有其他的意思。
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历史”一词，中国古代词汇中是没有的，这是梁启超（1873——1929）在建立自己的“新史学”的时候，从日本词汇中直接选用的，而日文中的“历史（れきし）”，是日本人根据中国古代的“歴”和“史”这两个单词所组构的，属于音读词汇，也就是仿汉语的发音，文字也是汉字“歴史”；但是，日本的“歴史”词汇意思和中国古代的“史”和“春秋”还有所不同，日本人是按照中国文字中的“歴（经过，分明）”和“史（记事）”这两个单词涵义进行的强行组合，这样，日文中的“歴史”一词反而与英语history的意思更接近了，却与中国文辞中的“史”和“春秋”的丰富内涵相去甚远了。
由于梁启超著作“新史学”的时候毕竟只有29岁，所以，他当时将“历史”定义得极其混乱，他常常把“史；史学；历史；历史学；历史科学；历史哲学；历史观”混淆不清，他认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事物之变化也；……进化之义既定也；……而求得其公例者也”（《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显然，梁启超当时是把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些历史科学理论或者自然科学理论的定义，当成为历史或者历史学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梁启超100年前的语义矛盾问题，今天依然没有被我们现代中国人所克服，这，实在是不应该。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语义混淆不清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审视这些概念的立场是西方化的。20世纪，中国各知识领域都有因为搬用欧美社会科学理论而造成了中国语言的空前紊乱问题，这个因为语境错位造成的中国语言中的紊乱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得以解决。
“历史”一词大致有三种意思，
第一种是指过去的事，即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
第二种指对过去的事的记载，或者说历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发展过程的记载。
其实我们认识历史，实际上多是借助于历史记载来来完成的，说我们是通过历史记载来认识历史，如果仅仅指文字还不够全面、准确，还需要做三点补充。
第一,我们说的历史记载，不仅包括文字，也应包括图象和语言，如口头叙述、录音、图画、照片、电影、电视、光盘、数码等等。
这种历史的记载，除了有目的的以历史为对象的记述外，还应当
包括当时人们并非以传述历史为目的而是应现实生活需要而记录的东西，如档案、帐册、公文、契约、书信、日记，乃至书籍、文章、文学、艺术作品，它们有的以原来的实物形式留存下来，有的以传抄、印刷、复制的形式传留下来，这些东西是当时人作的，而不是后人写的，也没有经过后人意识的加工，与专记历史的书不一样。它们在反映历史的真实程度上，往往超过后来对历史的撰述，即属于所谓的第一手材料。

第三种是人们意识中的过去。
有位西方学者说：“历史是对过去的回忆。”想来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过去的、本来的历史经过中介（过去历史在今天的各种存留），转移到了人们的意识之中，即被人所认识：
历史Ⅰ（过去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Ⅱ（史料）→历史Ⅲ（人们的历史认识）
在历史记述中，有许多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的产物，象《史记》，那是历史学家司马迁记述他的历史认识的历史著作。我们常常是通过他们的历史认识去认识历史的。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司马迁的历史认识来读，也可以把它当作我们认识过去历史的资料——史料来读。这种历史著作有价值大小高低之分，但其具有历史著作与史料的两重性质则是一样的
历史学
以历史（过去的、本来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为认识对象（经过中介）所形成的一门学问，叫史学或历史学、历史科学，即一种知识体系。我们的历史认识可以有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