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在新诗奠基期的理论批评贡献.doc

闻一多在新诗奠基期的理论批评贡献

龙泉明先生在界定新诗的奠基期概念时指出：初期白话诗作者无法克服自身创作的基本缺陷，也无力防止‘非诗化’风气的恶性发展”“开创白话新诗的先
驱者还不可能拥有发展新诗艺术的必备眼光，因此不能为白话新诗不断增加新的元素和新的元素组合，以强化它的生命力。所以，当先驱者们徘徊不前时，新一
代诗人便只能以‘内发的叛乱’来进行突破，为中国新诗的艺术革新开出不断建构的道路。于是新诗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奠基期（即指1921年至1925年这一时期）”。在我看来，新诗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固然要靠诗人们在创作中不断增加新的元素和新的元素组合，也需要一批具备全新眼光的诗评家的批评实践来引导，因为“越求创作发达，越要扼重批评”，批评家对创作家来说所“起的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长的中国新诗正是起了这种磨刀石的作用，其新诗批评实践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力避新诗“非诗化”、引领新
诗的艺术化，纠正新诗的欧化倾向、承续诗歌的民族化特色，摒弃新诗批评的门户化，推进新诗多样化风格的形成。
一力避新诗的非诗化引领新诗的艺术化
在新诗的初创期，诗人们打破“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的冲动，在“诗体大解放”的响亮口号引导下，迅速演变为一场诗的异化运动。由于新诗人大多只注重诗歌语言工具的更新，模糊了诗和文的界限，较少考虑诗歌本身的审美特征，使得新诗创作偏离了诗歌的艺术轨道，使新诗愈来愈趋向散文和大白话，一些诗人误把白话作诗当作“空口说白话”，造成了不讲究诗歌语言、词汇极度贫乏，大白话终成遮掩诗情的蔽障，以致酿成严重的“非诗化”病灶。周作人曾这样说他的《小河》：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答不出……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是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都和我的本意无关”。
作为一个有自觉担当意识的诗人、批评家，闻一多认为，作诗是严肃的一件事，还在清华读书时他便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中告诫人们“你不是诗家，便不当做诗。诗不是为消遣的。做诗不能讲德谟克拉西。诗是诗家做的，犹之机器是工程师管的，病是医生诊的。”1922年，面对《冬夜》、草儿》、湖畔》、《雪朝》、将来之花园》、蕙的风》等多本新诗集相继出版的热闹诗坛，闻一多表现出一个批评家特有的敏感、责任心和冷静，以一篇长文《<冬夜>评论》来集中探讨当时的新诗创作问题。文章开篇即指出“我很怀疑诗神所踏入的不是一条迷途，所以不忍不厉颜正色，唤他赶早回头。”
闻一多认为，诗首先应该是诗，是诗就应该具备诗的艺术特性，比如诗的音节“一切的艺术应该以自然作原料，而参以人工，一以修饰自然的粗率相，二以渗渍人性，使之更接近于吾人，然后易于把捉而契合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闻一多在强调诗的音节时批评了当时影响甚巨的胡适所谓的“自由诗”的音节观，提出“所谓‘自然音节’最多不过是散文的音节，散文的音节当然没有诗的音节那样完美”。他认为，为了诗的艺术性，提炼加工就是天经地义的，盖因“诗是诗人的，犹之乎铁是打铁的打的，轿是抬轿的抬的。”所以“作诗永远
是一个创造庄严底动作，诗本来是个抬高的东西。”文章肯定《冬夜》创作成绩的同时，旗帜鲜明的批评了其艺术的种种缺陷，并对新诗创作中过于追求“民
众化”凡俗化提出质疑。
文章拿《冬夜》中《别后底初夜》和梁实秋《梦后》作比较，认为诗应当追求“雅”的品质。闻一多还在文章中激动地说道“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到替你解放……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起打破了呢？不论有意无意，他们总是罪大恶极啊!”
闻一多对《冬夜》艺术缺陷的批评，既有理论的阐释，又有细致入微的具体分析，体现了真正诗评家的客观严谨，这样的批评对警醒作者、引导读者，对纠正新诗艺术上的不足，促进新诗的艺术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批评，虽然有个别语句难免过激，但从中也可看出闻一多对新诗艺术追求的强烈程度。
二纠正新诗的欧化倾向，承续新诗的民族化特色
闻一多是一个深受民族传统文化浸染又兼具世界视野的诗人和批评家。在第一代新诗人中的大多数忽视继承中国诗歌传统时，他提出创见，认为新诗的生命力在于中西诗歌艺术的完美结合。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首先就对新诗发展中那种过于追求诗艺的西化“欧化底狂癖”提出尖锐批评，并进一步申明“我总认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我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底经线，同地方底纬线所编织成的一段锦”。
闻先生站在新诗产生发展必须走中西结合之路的高度，全面而深刻阐述了新诗之“新”所在。在文学革命背景下产生的新诗，是在除旧布新前提下得来的，自然要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旧诗，但又不能因除旧而失去中国本地的色彩，那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