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新诗格律理论批评.doc

林庚新诗格律理论批评新诗史上有过数次关于格律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大致反映出两个基本倾向一个是本土化的倾向另一个是现代化的倾向；前者认为诗歌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因而强调现代汉语与古汉语的延续性后者则强调现代汉语之于古汉语的特殊性尤其是翻译对现代汉语基因形成的特殊影响。撇开较早的讨论不说1949年以后林庚先生可以视为前一种倾向的代表何其芳和卞之琳可以视为后一种倾向的代表（由于时代的特殊氛围他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显得非常隐晦而曲折）。林庚先生在新诗领域里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又是卓越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结合自己的新诗创作经验和他对中国古典诗歌形式内在发展规律的发现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新诗格律理论。但是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影响。何其芳、卞之琳关于新诗格律的看法散见于他们谈新诗格律的一些文章。与林庚先生的格律理论相比他们的论述缺乏系统而且常常受到“西化”的批评。但在实践中他们的主张却被悄悄实行着。这形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对照。在本文中我试图结合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对林庚先生的新诗格律理论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今年适值林先生90寿辰之所以不揣冒昧提出以下批评意见者完全是林先生对新诗的一片挚爱和拳拳期待之忱感动了我：我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新诗的健康发展为了它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林庚先生新诗格律理论的核心是半逗律半逗律对汉语诗歌的普遍性决定了其独特的“节奏音组”和“节奏点”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林先生进一步提出了新诗的典型诗行问题。林庚先生把典型诗行、节奏音组、节奏点称为三位一体它们构成了汉语诗歌形式的内在规律。所谓半逗律就是“将诗行划分为相对均衡的上下两个半段从而在半行上形成一个类似‘逗’的节奏点”“这个节奏点保持在稳定的位置上”。“半逗律”与不同的“节奏音组”的配合构成长度不同的典型诗行而且“节奏音组”总是落在行尾位置上它决定了诗行的特殊性。如古典诗歌中四言就是“二二”组合五七言分别是“二二”“四三”组合正是由于“节奏音组”的决定作用使二字音组的四言独成一个时代而五、七言共同的三字音组使它们得以长期共存。以上是林庚先生对中国古典诗歌形式内在规律的揭示在古典诗歌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林庚先生进一步将这一规律推之于新诗并根据汉语发展的规律增加诗行的长度提出新诗的建行设想如以四字音组构成的九言（五·四）以五字音组构成的十言（五·五）、十一言（六·五）。林庚先生认为典型诗行的建立将使新诗形成固定的阵地从而使诗人摆脱新诗无形式的困境有助于内容的涌现“让亿万诗章因它歌唱”。这一理论听起来确实是激动人心的因为它给新诗许诺了一个十分诱人的未来一方面它从民族语言发展的规律出发使新诗在形式方面接续中国古典诗歌的伟大传统另一方面它使新诗获得普遍形式的前景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从而有望一揽子地解决新诗的形式问题并顺理成章地解决新诗的读者问题--它坚信一种建立在民族语言内部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普遍形式必然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不过事实也许并不那么令人乐观。悲观的一个理由是迄今还没有诗人用这种理想的形式写出令人信服的诗篇。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不得不依赖于某个虚构的前提。这一理论假设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具有同构性可以在总结古汉语诗歌形式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论出适合新诗的典型诗行及与之密切相联的典型形式。林庚先生认为“今天的诗歌语言是继承着古代诗歌语言而来的基本上一个民族语言”基于语言的这种继承性诗歌形式上就有了“民族形式”的问题。在一篇访谈录中林庚先生谈到半逗律是他在研究楚辞《涉江》的断句问题时发现的由此推知楚辞中“兮”的句逗作用并认识到中国古诗均是半逗“发现它似是汉语诗歌的一个普遍特征”。从古典诗歌的半逗律推及汉语诗歌的普遍特征这里显然涉及对现代汉语和文言的关系的判断。我个人认为现代汉语从它的出生看是一种为了追求“现代性”而人为造成的语言而不是从它的母体古代汉语中自然孕育生成的甚至也不是从旧白话中脱胎而来。现代汉语的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人们的日常口头语言另一个便是对西方的翻译。前一个来源主要是提供了一些表层词汇但它并不构成这一语言的肌理和骨骼理由便是它所提供的词汇不具有“现代性”因此它只是这一语言中最表层的毛发部分而它的第二个来源才构成这一语言的“现代性”的肌理和骨骼构成这一语言的“现代性”的本质。它的最重要的词汇它的句法结构甚至它的构词法（大量音译）都是“进口”的。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也蕴含在它的出生中“它就是它想要说出的话语”（陈东东语）。这也决定了现代汉语始终是一种书面语言。因此现代汉语的生就是古代汉语的死作为一种话语诞生而投身于未来的现代汉语不可能接受一个古代汉语的过去。现代汉语的表意功能它的能指与所指它的语法以及由这语法规定的它的声音和节奏与古汉语相比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即使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得到保留的古汉语词汇它的意义和内含也有了微妙的改变从而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