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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数量的优势与假象
今年年初，南方一位好友兴奋地祝贺我，说《深圳晚报》把我的《师友纪实》(散文集，北京三联)列为2011年北京书展的“十大新书”的第
一种(同时列为“十大”的还有《顾颉刚全集》《蒋介石传》《弘一大师全集》《杜月笙传》等。听了之后，我本该高兴，但是听到他接着说
到的信息，却感到惶惑。他说，此次书展(从一月八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共有649家出版社携15万种新书参展。一听到“15万”这个大数字，我吓了一跳，觉得可能听错。而这位朋友说，这是初展，15万，以后还会展，现在中国一年出30万新书。经他这么
一说，我完全陷入了惶惑，再也不顾得高兴了。怎能出这么多新书，如此庞大的数量，怎么产生?怎么选择?怎么评价。你读了15万本了吗?你
怎么知道15万之中只能这十本好书。15万，30万，这个数字，冲击了我，引发了我的观察和思考。正好今年4月6日是我母校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邀请我去当“演讲嘉宾”，借着回国的机会，我还到广东、四川、上海等处游学，并逛了十几家大书店，这才发现南方好友听说的话是真的，当下中国出的书太多了。进了书店，如堕渊海，不知所措。但仔细找找好书，竟找不到几本可读可让甘心背到美国的。于是，我便对国内的朋友埋怨说：现在书出得太多太滥了。学术书、文学书也那么多那么滥，物以稀为贵，现在书已不“宝贵”了。朋友们几乎都回应同样的话：“现在是出书最容易的时代，有钱就能出书。现在学校的经费多，也出现帮大家出书。”原来如此。
上半年在国内四处走走，下半年回到美国。在落基山下，15万，30万的数字仍然常常骚扰我。前不久，又读到王蒙在宁波大学“做人做
事做学问”名家讲坛上的讲话，才知道他也在为大数量而担忧。他说，到了书店，就见到几万种十几万种书，如何选择一本自己需要的呢?文
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全国只出版了二百多篇长篇小说，现在一年就有800篇到1000篇长篇。他引用了《中流》杂志一句极端性的话：现在的
文艺是1949年以来最差的，也比不上国民政府控制的旧社会，甚至比不上敌伪时期。王蒙的这番话，使我知道，这一年来我的“数量惶惑”并非没有道理。看来，追求数量的优势，真是当下中国的一种大潮流。出书，追求数量;招生，追求数量(大扩招);校园规模，追求数量(大合并);拍电视连续剧，追求数量。最后这一项，我特别要说一句，电视剧现在都是三十集、四十集、五十集，真受不了，幸而我总是跳着看，或“知难而退”，否则就要被“数量”压死了。许多连续剧，因为过于冗长，总是虎头蛇尾，愈是到“后来”愈是粗糙。据说，给连续剧的作者的稿酬是一集一万，那么，在“钱”的引导下，自然是愈长钱愈多。可是市场原则一旦大于艺术原则，就没有什么“精神价值质量”可言了。“数量是危险的”，潮流中人往往忘记这一点。
我们的祖国——中国，拥有13亿人口，这是数量的优势，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是，在一百年前，我们的人口虽没有现在这么多，但
也拥有数量的优势，可是，我们却被人口比我们少得多的英国和日本打败过(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这就说明“数量”靠不住。我们办教育、重教育，就是为了提高个体生命质量与全民族的生命质量。可是，许多教育者忘记教育的第一目的是培育人的生命质量而不是生存技能，更糟的是，只知道数量评比、数量竞争，不知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是无法用数量鉴定与评价的。那么，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心灵”，人的心灵。心灵是无价之宝，心灵是无边宇宙，教育的第一使命乃是培育出优秀的心灵。而心灵的质量是数字无法描述的。
现在许多教授、教师向学校申请钱，赶快出书、多多出书。“多、快、好、省”四个字，只突出“多”(数量)与“快”(速度)二字，至
于好(质量)，则不在考虑之列。我这么说，并不是只怪这些教师、教授，我知道他们的苦衷。现在的教育管理制度问题很大，管理者每年年终要每个教员报告的并不是“精神”、“态度”、“良心”、“责任感”等等，而是你发表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书有多厚多少页，总之是篇数第一，页数第一，评职称、作鉴定就凭这些数字。领导人因为学术水平低和管理能力低，只懂得三本书比两本书强，10篇文章比5篇文章
厉害，全然不知道书籍文章的水平之别和境界之高低，所以只能通过数字管理学校、管理教职员，而这种管理方式势必导致教职员只追求数字数量，顾不及质量与份量。说的更具体一些，便是你领导用数字考核，我被领导便用数字对付，这叫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彼此都来个数字的游戏。可是，行政管理的数字把戏和教职员的对付游戏，就一定要造成“不认真”的学术态度和粗制滥造的恶果。
数字管理的方式类似市场原则，却背离科学原则与真理原理。爱因斯坦发现一个相对论真理，具有无量的价值，可是它只是一个公式而
非庞大的数字。千百本书籍和千万篇文章的总价值可能就不如爱因斯坦的一个发现。发现、发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