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比较——刘再复与李泽厚.doc

鲁迅与胡适比较——刘再复与李泽厚对话HYPERLINK"http://wenxinshe.zhongwenlink.com/home/blog.asp?id=2191"\t"_blank"文/刘再复2009年02月14日，星期六刘再复：你读了李慎之先生写给舒芜的信了吗?信中说，最近他对鲁迅与胡适的评价有个很大的转变。他说：“我六十年来一直爱戴崇敬鲁迅。对胡适的感情是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在我心目中，胡适当然‘也是个人物’，但他软弱，易妥协，同鲁迅比起来，‘不像一个战士’，而且显得‘浅薄’……这些‘胡不如鲁’的印象本来也一直存在心里。……经过一番思索，我的思想居然倒转了过来，认为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经过整整半世纪对胡适的批判和对鲁迅的推崇，最後李慎之作了这样的判断，可见中国有一些知识者的思想真的独立了，不再被时代的风气和权力的意志所左右，尽管我想和李慎之先生作些商榷。李泽厚：这封信我读过了。没想到李慎之文笔那么好，年纪快八十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比许多年轻一辈、两辈的学人都写得好，没有八股味，想得清楚，写出来就清楚。鲁迅与胡适，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个性。他们也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化作出贡献的，其贡献的方面并不相同。我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觉得鲁迅最了不起。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以文学方式包括小说、散文和杂文，向各种陈旧传统作韧性的启蒙战斗，但同时又超越了启蒙。他有着对人生意义的寻求。鲁迅是“提倡启蒙，超越启蒙”，这使他的启蒙比胡适(包括陈独秀)具有更深沉的力量、激情和智慧。刘再复：因为要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香港作家》主编梅子先生约我写篇文章。我首先用两个概念表述了基本看法，一个是“奇迹”，一个是“悲剧”。说是奇迹，是指作为一个伟大文学家，鲁迅在白话文的草创阶段，也就是在刚刚进行另一种语言方式的写作实验时，他的小说就写得那么精采，语言那么成熟，文体那么独特，真是奇了。单凭他的两部小说集(《呐喊》与《徬徨》)和一部散文集(《野草》)就足以卓绝千古。还有另一点也很奇，他的思想那么深刻，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认识那么深刻。鲁迅代表着新的文学时代的深度，这一点，其他现代作家(包括胡适)望尘莫及。我想要特别说明的是，鲁迅对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即“国民性”的发现，认识与解剖，更是无人可比。胡适、陈独秀这些启蒙家，当时都看到中国制度上的问题，但鲁迅更深地看到，除了制度，还有一个文化问题，国民性问题，如果文化心理基础不变易，甚么先进的事物进来都没用。中国人的圆滑不是一般的圆滑，而是非常成熟的圆滑；中国人的自私不是一般的自私，而是血腥式的自私。这种民族劣根性就像“黑染缸”，甚么好名词、好制度一经它的污染，就会变形变质。民主制度恐怕也是如此。鲁迅看到这一点很了不起。国民性，民族集体无意识，这种东西无法实证，也非知识可归类的。国外一些研究中国国民性的论著，所以只能罗列“保守、固执、不守时”等性格弱点，停留在国民性表面上滑动，就在於他们使用的只是实证与逻辑的方法。而鲁迅不是这样。他对国民性的把握，是伟大文学家直觉方式的把握，是以天才的洞察力和敏感力，穿透国民性格表层现象而挺进到中国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直逼“根柢”，直指要害；然後又天才地描摹中国病态灵魂的“灵魂意象”(阿Q等)和麻木灵魂的形式(“精神胜利法”)。但鲁迅又是个悲剧。古今中外历史上，没见过一个作家被政治利用得这么无情、这么厉害的。他生前想改造中国人，死後却完全被中国人所改造，改造成凶神恶煞似的政治玩偶，改造成历史的傀儡和打人器具。鲁迅的被神化，实际上是被非人化。先把他非人化，再利用他进行政治扫荡和裁决别人。李慎之先生似乎没有把表层启蒙(侧重於政治上“用”的层面的启蒙)和深层启蒙(侧重於精神上的“体”的层面的启蒙)分开。从深层启蒙的意义上说，鲁迅显然比胡适更深刻。但从政治理念层面看胡适的一些见解，也很了不起。李泽厚：从启蒙的角度上说，胡适比鲁迅更注重政治上的启蒙。如李慎之所说，他主要是：感受和认识美国的民主制度、法治观念等，而且坚信不移。他反对过国民党，晚年仍支持雷震。他自觉地在政治舞台上活动过。鲁迅则完全是个作家。以前神化鲁迅，给他戴了许多“家”的帽子，其中最重要的三顶是“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八十年代，我们去掉他第一顶帽子，现在似乎应该去掉第二顶，而只保留第三顶：鲁迅是文学家，是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伟大文学家。这才还其本来面目。文学诉诸情感，所以才有“人谁不爱鲁”？产鲁迅的启蒙诉诸人的情感方面。胡适说：“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个人。”但是，胡并不能充分理解这句话。倒是鲁迅身体力行地挖掘了孤独的内涵。鲁迅的孤独感与悲怆感具有超时代的形而上的对人生意义的寻求，同时又有他深刻感受到的时代内涵，所以极有深度，非胡适所能比拟。刘再复：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