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中的儒家生态意识.doc

中国环境史中的儒家生态意识
2012年09月05日14:09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5日第352期作者：陈业新浏览：198次HYPERLINK"http://www.csstoday.net/Item.aspx?id=22027"\l"commentform#commentform"我要评论字号:HYPERLINK"javascript:fontZoom(16)"大HYPERLINK"javascript:fontZoom(14)"中HYPERLINK"javascript:fontZoom(12)"小

【核心提示】当前，对儒家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作用，学界认识不一。本文分别从儒家生态意识和古代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布、生态保护法律的颁行、生态职官的设置等方面，对此做出回答。
儒学蕴涵着异乎寻常的生态意识，中国历史上有环境保护之实，为广大学者所认可。然而，对儒家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作用，学界认识不一。下面分别从儒家生态意识和古代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布、生态保护法律的颁行、生态职官的设置等方面，对此做出回答。儒家生态意识与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布古代帝王保护生态资源作用的诏令，多是在儒家生态保护主张的影响下颁布的。据《宋史》记载，真宗曾下诏：“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清初《御选古文渊鉴》在注该诏中的“火田之禁，著在《礼经》”之《礼经》时，分别引用了东汉郑玄注《周礼》“火弊”之“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莱除陈草”和《礼记》“昆虫未蛰，不以火田”，说明真宗这一保护昆虫等生物资源的诏令，就是在儒家生态意识的直接支配下做出的。另《宋史》所载高宗绍兴二十年二月颁布的“禁民春月捕鸟兽”诏令，也是受《礼记·月令》孟春“毋覆巢，毋杀”影响的产物。《大清会典则例》载称，乾隆于七年诏云：“《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不独以农事为先务……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如果园圃、虞衡、薮牧之职以次修举，于民生日用，不无禆益。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急讲……督抚大吏身任地方，所当因地制宜，及时经理……俾地无遗利，民无余力……至于竭泽焚林并山泽树畜一切侵盗等事，应行禁饬。”诏令反映两个问题：其一，清初因人口增长甚巨，国家人口压力较大，朝廷于是颁诏要求地方官员提高土地利用率。其二，《周礼》中的山衡等官，主要职责与作用是管理和保护山泽资源。乾隆引《周礼》虞衡之职，虽然重点在于利用自然资源，但他同时又要求各督抚大吏“应行禁饬”地方“竭泽焚林并山泽树畜一切侵盗等事”，具有保护生态资源的意义。至于执行情况，可以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考古发现的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以下简称《诏条》）为例来说明。《诏条》内容和《礼记·月令》所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儒家典籍《礼记》中有关生态保护的记载，在西汉末年被汉廷作为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诏令在全国推行。且《诏条》到达西北后，被地方官员书写在交通要道——悬泉置的泥墙上加以宣传，无疑有助于《诏条》影响的扩大及其贯彻执行；同时，朝廷专派和中（仲）为使者，督察《诏条》在敦煌一带的下达、执行情况。试想，上述生态保护诏令在敦煌都能得到如此认真、严肃的对待，那么在汉廷控制力较强的内地郡县，地方官员和民众对有关生态保护诏令的态度当自不待言。儒家生态意识与生态保护法律的颁行传统中国虽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法，但古代以立法的形式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生态保护法律产生、发展过程中，儒学对之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第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对古代立法影响较为突出。有学者以《周易》为对象，考察了儒家“天人合一”哲学对古代法律的影响。儒家“天人合一”观具有整体、系统思维的特征，认为天、地、人合为一体，彼此相关，密不可分。受其影响，人们认为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现象的一种，也不能脱离天地万物而单独从人类本身考察，法律既要调整人际关系，更要把天地万物一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处理好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在利用天地万物方面，人类要“节以制度”，合理保护自然资源。第二，儒家生态保护主张被直接写入有关生态保护法律中，成为法律条文的一部分。其中最典型者，就是把《礼记》中的“时禁”等内容，形成律典文字。如秦律《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和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燔草为灰”的规定，就是《礼记》孟春“禁止伐木”、仲春“安萌芽，毋焚山林”、仲夏“令民毋烧灰”的内容；唐、明时期，不仅把儒家有关生态保护的主张写进律典，而且还进一步细化。如《唐律》“非时烧田野”条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长孙无忌等疏：“‘失火’，谓失火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