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doc

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作者：梁治平
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礼教，正是因为被认为有碍于社会进步、国家富强，而成为清末以降从思想启蒙到社会运动、制度变革乃至政治革命意欲革除的对象。历史趋势如此，家族主义对国家主义的抵抗，即使是在清末，也无法维持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
清末礼法之争，在抽象的学理的层面，表现为道德与法律之争，而在实质的价值的层面，涉及的则是礼教的存废。而无论礼教还是道德，在社会制度层面，最后都落实于家族制度。因此之故，礼法之争日炽，家族制度必不能免。而家族制度地位的动摇，势必引起更大波澜，激发更激烈的论争，并迫使人们直面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
国民与国家
如前所见，被视为家族主义的替代物而与之同时提出的，是所谓国家主义。而国家主义，在当时输入于中国的新思潮中，不啻是对知识人群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观念之一。在资政院审议新刑律的议场上，以家族主义为旧律精神、国家主义为新律鹄的，进而抨击家族主义不遗余力的杨度本人，正是服膺于国家主义的中国知识群体中的重要一员。
1907年，尚在日本的杨度在《中国新报》连载十数万字的长文“金铁主义说”，以所谓世界的国家主义或经济的军国主义相号召，系统阐发其国家理论。在他看来，中国要求得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顺应时势，成就经济的军国主义。其基本公式为：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在这个公式里，享有权利的自由人民和独立而强盛的国家，分立于内外，互为表里。因此，国民之程度与国家之程度，亦成为一事之两面。国民之程度须视其军事、经济、政治的能力以及其责任心而定，其中，国民之责任心尤为关键。事实上，依杨度的看法，中国人之军事、经济和政治的能力，“其本质优于世界各民族，至现形则优于东洋，而劣于西洋”（《杨度集》，页259）。造成此种（比较西方）“本质优而现形劣”之情形的根由，“则能力虽发达而责任心不发达故也”（同上）。而此责任心的不足，根源又在社会制度。杨度根据英儒甄克斯的论著，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分作三个阶段，即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而中国社会的演进，在他看来，自秦汉以后即在宗法社会与国家社会之间，而近于后者。宗法社会仍有一分之留余物，这留余物即为社会上之家族制度。这样，在国民与国家的二元架构之间，我们看到了第三维：家族制度。只不过，在杨度的社会和国家理论中，这一维是应当被抑制乃至消除的。
杨度承认，家族制度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然而以当日世界情形论之，中国社会之所以落败，乃在于未能进于完全的国家社会，而其所以未能进于完全的国家社会，就是因为家族制度太过强固，以至于窒灭个人的缘故。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举国之人无非两种：家长和家人。前者为有能力而负一家之责任者，后者为无能力而不负一家之责任者。家人之不能有责任自不待言，即便是家长，因为人人有身家之累，亦“不计及于国家社会之公益，更无暇思及国家之责任矣”（同上，页256-257）。总之，无论为少数之家长，抑或是多数之家人，无一能负起国家之责任。而这都是以家族为本位，而非以个人为本位所造成的。放眼人类进化历程，杨度作出这样的总结：
故封建制度与家族制度，皆宗法社会之物，非二者尽破之，则国家社会不能发达。西洋家族先破而封建后破，且家族破后封建反盛，至今而二者俱破，故国以强盛。中国封建先破而家族未破，封建破后家族反盛，至今而一已破一未破，故国已萎败。此二者之所以异，而亦世界得失之林也。（同上，页257-258）
如何改变此种状况，使中国由弱而强？杨度以为，“宜于国家制定法律时采个人为单位，以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再辅之以教育，使人人皆成为有能力之家长，“人人有一家之责任，即人人有一国之责任，则家族制度自然破矣”（同上，页258）。换言之，破除家族主义，造就新国民，建设新国家，进而挽救中国，变革法律实为其枢纽。杨度在修定刑律最后阶段参与其事，并扮演重要角色，固然有机遇成分，然而自其理论及信念观之，亦非出于偶然。也正是通过他，我们可以看到围绕修律的若干论辩与当时更具一般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之间，以及法律变革与社会变迁之间更为广泛、深刻的联系。
新民德与新民
1895年，严复连续发文，论世变及存亡之道，振聋发聩。他祖述达尔文之义，认为“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严复集》第一册，页5）。他更指出，强弱存亡之端有三，曰民力，民智，民德。“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同上，页18）在他看来，西洋政教要旨所归，一以其民之力、智、德为准的，故其民富而国强。而中国之羸弱亦在此。因此，振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