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原发性肝癌高危人群的早期预警和精准筛查(全文).pdf

2022原发性肝癌高危人群的早期预警和精准筛查（全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癌症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原发性

肝癌居全球恶性肿瘤发生排行榜第6位，年新发接近91万例，病死

率高居第3位，约每年83万例；我国2020年原发性肝癌新增与死亡

病例分别为41万例和39.1万例，分别占全球病例的45.3%与47.1%，

承担着全球几乎过半的肝癌负担。

目前，我国HCC患者总体生存期为23个月，5年生存率不足14.1%，

研究显示，在巴塞罗那肝癌临床分期（BCLC）0期与A期即被发现确

诊的肝癌患者，其5年生存率可高达86.2%，提示肝癌患者的5年生

存率及预后与癌症早期诊断率相关，但目前，我国大陆地区肝癌早期

诊断率不足30%。因此，亟待优化落实针对我国大陆地区慢性肝病人

群的肝癌风险分层筛查及随访管理手段。

日本已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肝癌筛查工作，资料显示，在初筛阶段，

BCLC0期、A期肝癌诊断率即可达到60%~65%，远远超过10%~30%

的国际平均水平，相对应的肝癌5年生存率达到44.1%，同样远高于

肝癌5年生存率为11%~15%的西方发达国家。有报告指出，日本的

肝癌防治效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得益于在全国开展有序的肝癌筛查。

一项纳入47项研究、15158例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肝癌筛查与提

升早期诊断率、治愈率及延长总体生存时间有关。
由此可见，在慢性肝病人群中筛选出肝癌高危人群并定期监测随访是

提高我国肝癌早诊率经济有效的方法。通过个性化的肝癌筛查，力争

整体前移肝癌诊疗过程，有望对我国慢性肝病患者实现精准的个性化

管理，最终提升我国肝癌早诊率，降低肝癌相关病死率。因此，如何

定义肝癌高危人群、探索研究更有效的肝癌早诊预警以及如何确立精

准的筛查流程，对于我国的肝癌防治事业尤为重要。

原发性肝癌的3种主要不同病理学类型包括肝细胞癌（HCC）、肝内

胆管癌（ICC）和HCC-ICC混合型，在我国HCC占85%~90%，因

此本文探讨的肝癌仅指HCC。

No.1

我国肝癌高危人群界定

对于肝癌高危人群的定义，总结我国不同指南，HBV/HCV感染所致

的慢性肝炎位居肝癌发病首要高危因素；酗酒导致的酒精性肝病被列

为肝癌高危因素第2位；由于目前我国肥胖和代谢综合征患病率增长

迅速，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病率已超过欧美发达国家，

并已成为我国肝病和代谢领域的新挑战，也是肝癌高危因素之一。其

他肝癌高危因素还包括长期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各种其他

原因引起的肝硬化及有肝癌家族史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众多肝癌发病危险因素中，由各种慢性肝病所

导致的肝硬化最为突出。85%~95%的肝癌患者具有肝硬化背景。在
我国，因慢性HBV感染致肝硬化占86%之多。目前，我国肝硬化患

者约700万例，该人群年肝癌发生率为1%~8%。虽然临床已推广抗

病毒治疗规范化，但即使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BV相关肝硬化患者

中，其肝癌年发病率仍可达2.5%。

最新数据显示，在我国2020年新增的41万例肝癌患者中，男性患者

占比74%（30.3万例），年龄标化后发病率分别为男性27.6/10万、

女性9.0/10万。一项纳入14个国家18031例肝癌患者的

HCC-BRIDGE研究显示，我国肝癌平均发病年龄为52岁；另一项纳

入2016年—2018年14891例肝癌患者研究显示，我国肝癌患者在

不同年龄段的发病比例呈现“一峰两谷”的曲线分布，≤39岁、40~49

岁、50~59岁、60~69岁和≥70岁患者比例依次为2.89%、14.59%、

29.47%、35.26%和17.79%。结合上述我国肝癌发病高危因素和流

行病学特点可以确定肝癌发病的高危人群，即需要接受规范肝癌筛查

的目标人群为：具有慢性肝病和（或）有肝癌家族遗传史者，尤其是

40~75岁因慢性HBV感染导致肝硬化的男性患者。

No.2肝癌早期筛查手段

2.1肝癌风险评分

对肝癌风险人群进行风险评分继而分层管理是实现早期预警的第一

步，可有效提升早期肝癌诊断率和成本效益。目前，国内外已有多种
肝癌风险评分模型在临床推广应用。多伦多肝癌风险指数（THRI）侧

重肝硬化因素，在模型中纳入了年龄、性别、肝硬化病因以及血小板

计数这4项变量，低危组（＜120分）、中危组（120~240分）和高

危组（＞240分）对应的5年肝癌累计发病率分别为1.2%、4.4%和

15.4%。该模型可在肝癌高危风险的肝硬化人群中，进一步分层富集

区分出极高危人群。THRI模型的效能也在我国一项队列研究中得到验

证，AUC达到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