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魏晋时期.doc

谈到魏晋时期，不少的人认为那是一个文学从不自觉进入自觉的年代，竹林七贤如何放荡形骇，如何天马行空，如何不拘泥于礼教而行为不羁。其实认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还必须从它的制度根源上来分析的。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统治了１４８年(公元398-494年)，当时的鲜卑人属于游牧文化，以有限兵力，竟势如破竹横扫东西南北，先后击溃了一个一个城镇，当他们进入中原进而要统治中原的时候，游牧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北魏统治的一百多年间，从第三代皇帝太武帝灭佛到第六代魏孝文帝迁都，那个时代的拓跋鲜卑族人为了统治中原，学习中原文化可以说历经磨难，皇帝曾经下令禁止胡服、摒北语、禁归葬，变姓氏，奖通婚，下令迁都后，因洛阳霪雨绵绵，皇太子思乡心切，企图策马返回草原，被孝文帝处死。后有2000余名皇室人员被沉江，酿成是历史上有名的孝文帝改革悲剧。北方的政局如此动荡，无数善男信女纷纷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佛门，云岗的大石窟是当时的皇家下令开凿（图14），而大量的小石窟群则是民间开凿的。云岗石窟可以说是一部血与火的石刻的《魏书》。北中国如此，而南迁的名门贵族为了避免杀身之祸，开始移情山水不谈国事时事，所谓的士大夫清谈风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比如说谈艺术、书法、诗的韵律和曲的格调，山水诗画、田园诗画、开始盛行。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当时的士大夫清谈风度形成还得力于当时出现的一种经济形态：庄园经济，魏晋时期名门豪族南迁之后，纷纷占山圈地，形成以家族单位的经济形式，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文人士大夫们不再像先秦时期文人那样追求执拗入世参政议政，他们的人生的局面出现了根本的变化。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一书中谈到：“余尝谓先秦诸子，自孔子至李斯，三百年学术思想，以一言弊之，为“平民阶级之觉醒”，类似我们看到的欧洲文艺复兴，今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弊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是已。此其端，肇自王充，倡内心批评之说，传统之尊严既弛，而个人之地位渐以襮著。又值世乱，生命涂炭，道义扫地，志士灰心，见时事无可为，遂转为自我之寻究。”所谓士大夫的清谈风度究竟指的是些什么内容呢？一曰：体无。所谓“体无”：即无名，不讲功名，无累，不讲社会责任，即没有拖累；无物欲，便是没有任何的物质欲望。所谓“劳躬役物。自毕臊秽，心奔於欲，不适所安，物情顺通，越名任心，明无为至趣，葆自我之真。正是在这样的思潮笼罩之下，文人将兴趣和精力转向对文学本身内容以及形式的探讨，文学与经术分家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残酷。名家贵族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刑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就经常生活在这种既富贵安乐又满怀忧患的境地，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争夺之中。“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心之忧矣，永啸长吟”（稽康），是他们作品中经常流露的情绪。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从而大大加重了艺术的分量。他们的“忧生之嗟”由于这种现实政治内容而更为严肃。从而无论他们如何顺应环境，保全生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于总藏存这种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一切构成了魏晋清淡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以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伟大的不朽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为标志，中国文学经过先秦、楚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便进入了一个文学的自觉的时期，无论从文学家、文学作品的影响，还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建立，都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今天，不少标榜清谈的文人即没有独立的庄园经济，也没有脱离仕途，甚至对于如何走仕途十分迷恋，十分地擅长钻营。他们是国家公务员，明明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或者让企业替他们买单，花天酒地，却标榜自己豪爽，张扬个性；当你强调他的社会责任时，他又以崇尚清谈，来逃避自身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明明是格调低下，物欲横流，却偏偏标榜为人性解放，明明是为男盗女娼，贪污腐败鸣锣开道却偏偏标榜为魏晋清谈风度，只要我们将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与魏晋时期作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这完全是性质不同的。那些崇尚清谈的士大夫的生存环境是如何的艰难险恶，他们在那种生存环境中保持清谈风度是多么难得的风骨和气节，对比之下，你也不难看出某些高唱清谈高调的人，骨子里散发的腐败气息，当他们高唱什么清谈一类高调的时候，你不会有一种被人偷换了概念的被愚弄的感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