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世禅宗对文学审美.docx

日本中世禅宗对文学审美日本禅宗起源于中国，中国禅宗传到日本后，在中世纪迎来了日本禅宗的鼎盛。它的兴起给这一时期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和中国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模式相类似。在中国，随着士大夫们加入禅僧队伍，文学上开始出现了富有禅意和禅趣的作品。在日本同样的条件下，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形成了日本中世的新的文学审美观。日本中世禅宗对文学审美印度禅被移植到中国后,由于水土气候的不同,最终成长为中国禅。著名的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曾说过：“室町时代的文化,不是有了禅的影响,而是禅宗成了室町时期的文化。”[1]正是由于禅宗极大的影响力,中世文学的审美也被禅化,形成了“空寂”(わび)、“闲寂”(さび)、“幽玄”的审美观。关于这些理念所蕴涵的意义,前人多有研究。“《万叶集》中曾较多出现了‘空寂’一词,其意义是表达绝望落魄,悲观度日以及思物而悲,感叹人世无常等。”[2]“千利休提出了空寂是以‘贫困’作为根底,‘贫困’是空寂的本质构成。所谓贫困是指不随世俗(诸如财富,名誉,权力等),企图从贫困中感受一中超现实的存在。”[1]关于闲寂前人将他归结为俳谐大师松尾芭蕉的美学风格,因为芭蕉重视以由声音所产生的静寂,巧妙地表现为声音消失后所残留的余韵,即深深的静谧,凄怆的感觉,庄严的意味,且透入沉思的高度艺术性。”[3]鸭长明认为幽玄“只是语言难以表达的余情”。而正彻则在《正彻物语》中说：“所谓幽玄就是心中去来表露于严词的东西,薄云笼罩着的月亮,秋霞洒落在山上的红叶上,别具一番风情,而这种风情便是幽玄之姿。”[2]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理念所含的意义，而这些又与禅宗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看看日本传统的文学样式和歌。随着武士的兴起,传统的贵族走上了下坡路,为了与新兴的武家社会相抗衡,另一方面为了表示对传统的贵族文化的留恋,和歌开始发展并迅速兴盛起来。叶渭渠先生曾说过：“10世纪末期的《古今和歌集》的歌,贯穿着空寂的幽玄的思想，如：“秋夜露水格外寒,草虫虫鸣甚空寂。”僧正遍昭的歌：“空寂人在树下停,不能长荫叶飘零。”[4]此后著名歌人藤原俊成及其子定家面对中世的动乱,投入到唯美的和歌世界,幽玄空寂的歌风得以确立和发展,在《新古今和歌集》中这类和歌不胜枚举。与此相对,反映新兴武家势力的武家文学蓬勃发展,以下层僧侣武士庶民为对象的连歌在这时期得以普及。著名的连歌师心敬以禅的精神调和了中世妖艳之美,最后由宗祗等确立了幽玄,有心的理念。另外是日本的物语文学方面。这个时期描写中世动乱的军记物语开始流行,通过琵琶法师的弹唱,而流传得相当广泛的《平家物语》开篇就是“祇園精舎の鐘の声、諸行無常の響あり、娑羅双樹の花の色、盛者必衰のことはりをあらはす。”反映了中世动乱中诸行无常的佛教观，充满了一种悲寂的风格。其次来看一下随笔文学。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被称为是中世随笔文学双璧的鸭长明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中世,战乱不断，为了躲避战乱,并且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了出家。鸭长明就是其中之一。作者在《方丈记》中写到了日野山方丈庵中闲静的隐居生活,在享受的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自己执著于草庵生活的反省。《徒然草》的作者吉田兼好是位多才之人,他既通佛教和神道又通儒学和老庄之学,具有深厚的贵族文化修养。所以在《徒然草》中作者不仅仅以佛教的无常观为基调,更是从这种基调中发现了美。就像在其中所说的：“花は盛りに、月は隈たきを見るものかは”さらに、“雨にむかひて、月をこひ、たれこめて春のゆくへ知らぬも、たほあはれに情ふかし。咲きぬべきほどの梢、散りしほれたる庭などこそ、見所おほこれ。”这里主要讲到的是一种残化落叶的わび之美。正如“雨で見えぬ月、雲間がくれの月などに、満月の美にも勝つ風情がある”。讲到这时期的美学理念,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俳谐大师松尾芭蕉。如众所知,芭蕉的美学中心就闲寂，这个美学理念也成了中世的审美中心。它是在静与动中描绘出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去来抄》中说“さびは句の色なり、閑寂なる句をいふにあらず”就是说他强调整体的一种情调,而不仅仅指幽静的句子。如芭蕉的：“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这一句意思很简单说的是作者在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扑通一声跳入池中,一瞬间寂静的池水被打破,泛起层层的涟漪,但是很快,有再度恢复平静,李玉麟教授在讲到这里时说：“青蛙的一跳此为动,正因为有了动所以此后的静就更实现了宇宙仿佛沉静在无限的寂静之中。”[5]其次，我们从日本的汉文学发展历程上来看一下禅宗对汉文学方面有什么影响。葛兆光先生在禅宗与中国文化时曾经讲道：“禅宗和尚更是四处寻找幽境胜地,在大自然中陶冶禅性,或是洒脱风流,不拘俗礼作出清高淡泊的样子来。再加上，后期士大夫们的加入,使得禅宗逐渐树立了以自然淡泊清净为特征的生活情趣,这种生活情趣又促使中国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趋向于幽静闲静,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