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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中的意义建构问题科学研究中的意义建构问题作者:郭贵春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06期科学研究建构出意义世界,科学哲学对该意义世界的生成与建构进行再反思。迄今为止,科学哲学研究的本质功能之一,就是在科学解释或说明的过程中实现对科学理论意义的建构。①失去了这一点,科学哲学就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如何实现科学理论意义建构的途径或方式,并且探讨科学研究中意义建构的过程及其内在结构,则恰恰是当代科学哲学研究所面对的重要难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立足于语境基底上的意义建构思想,将是比较有前途的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之一。为此,本文将探讨意义建构的必然走向、内在结构、语境化特征及其发展的计算化趋势。一、意义建构的走向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演变与整个分析哲学的发展相关,他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本质联系。而意义建构的思想,恰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被提出、深化、完善和逐渐达到成熟的趋势,显现了这一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首先,20世纪哲学发展中的“语言学转向”给出了意义建构的分析基础。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语言学转向”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第一,哲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概念系统的结构和表征进行理解,另一方面是对哲学的难题进行求解。第二,哲学的初始方法就是对语词使用的模糊性等难题进行检验,以拨清概念的混乱。第三,哲学既不是对客观实在的直接认识,也不存在优越于科学知识的认知水平,而是对一种极富特色的人类理解方式的贡献。②由此可见,“语言学转向”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给出一种富有特色的关于理解的方法论。所以,这既不是要把逻辑的价值推向极端,也不是要把语言的意义抽象到极致,只是要给出一种理解的方法论。其次,在“语言学转向”的哲学进程中,内在的“分析学转向”预设了未来“语义学转向”的走势,强化了意义建构的分析方法。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产生的分析哲学来看,是要在否弃传统唯心主义的语境中,拓展解构化的概念分析方法,即强化被称作为“解构的分析概念语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呢?摩尔、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都走向了一个“缩小”了的逻辑表征形式的语境分析,即逻辑原子论。但这种表征形式的语境分析方法,其本质在于赋予理论对象以可变换的或可解释的概念特征。③正是这个变化,我们把它视为奠定了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分析学转向”。早在“分析学转向”的时代,罗素和弗雷格就意识到了不同语境存在着不同限制,或者说不同概念框架可以给出不同语境趋向。而且,在一个特定语境下,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最具优势的表征形式,它由语境的本质价值取向所给定。语义分析的本质就是要给出一个最佳的赋有语境本质价值取向的命题表征形式;把握了它,就把握了给定语境下一个命题的本质意义。再次,超越“语言学转向”并且回归语义分析,是当代具有分析本性的科学哲学探究意义建构的必然选择之一。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方法论就是语境基底上的语义分析论。在这里,对“语言学转向”的超越和对语义分析的回归,恰恰理性地体现了语境论语义分析方法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渊源。这种语义分析使我们对当下语境进行历史的、现行的以及未来发展的理解、评价和预测成为可能。语义分析成为我们解读语境对象的方法论工具。所以,这种起源于分析学派的语义分析方法,需要我们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地进行新的提升和重构。因为,就分析学派的起源来讲,达米特曾对其本质的特征或核心观念给过一个较好的说明:只有弗雷格最终建立了哲学的适当对象,即哲学的目标是对思想结构的分析;分析思想的唯一适当的方法存在于对语言的分析之中。④尽管达米特的这个看法仍存在着很多异议,但他给出了分析学派某些最基本的特征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汲取分析方法的本质精髓,避免其僵化和绝对的框架,在分析过程中探究意义建构的趋向,则是科学哲学发展的必然。最后,科学哲学对意义建构的探究,促使其在自身发展的进程中自然地提出了一个基于语境的新的“语义学转向”。这个“语义学转向”较之逻辑实证主义时期的“语言学转向”有着它自身更加清晰的特征:第一,它的分析基底是语境实在论的本体论立场,而不是非实在论的纯演算的方法论基底;它的出发点是语境论的整体性基础,而不是单纯语句真值的考量。因此,语境的建构是具有相关价值取向的意义建构的前提,它实现了科学哲学分析方法的逻辑前提的变换。第二,“语义学转向”不是一种分析方法对另一种方法的单纯排斥或“自我评价”,而是建构一个各种分析立场和价值取向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以及相互促进的“语境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任何一种取向都不具有唯一的优越性,而是在科学理性的法庭上平权的。第三,“语义学转向”既面对着科学理论日益远离经验的形式体系更加完备,其对象意义更加鲜明的进步;同时又面向着其相关技术的现实意义更加突出,现实特征又更加确定的发展。在这里,科学的技术化与技术的科学化的统一,形成了意义建构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