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归因方式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docx

青少年归因方式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关键字：教养方式80年代初，Seligman和Abramson提出了抑郁的认知归因理论，认为抑郁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将负性事件归结于自身的、全面的和持续的原因；而将好事件归结于外在的、局部的和短暂的原因［1］。虽然不少研究都发现抑郁与归因方式有密切的关系［2-3］，但是对这种抑郁性归因方式成因的探讨却很少。Peterson和Seligman认为抑郁的归因方式也许是通过模仿父母而得来的，特别是通过在失败后家长的批评得来的［4］。本研究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归因方式的关系。1研究对象与方法1.1对象来自北大附中初三6个班，共274名被试参加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268份。其中男生117人，女生151人。平均年龄14.60±0.57岁。1.2材料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资料采集。被试填写有关问卷，包括：①儿童归因风格问卷(Children’sAttributionalStyleQuestionnaire’CASQ)。有48个迫选条目，包含普遍-特殊、内在-外在和暂时-持久三个维度。总分越高，越具有乐观的归因方式。此量表经李旭修订，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5］。②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岳冬梅等人修订，量表由父亲和母亲的教养行为两部分构成，其中母亲包含5个因子：温暖，过度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父亲包含6个因子：温暖，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保护。2结果2.1CASQ和EMBU评定结果父母教养方式得分见表1和表2，男女得分经t检验发现：在母亲各项目得分上男女无显著差异；在父亲的教养方式上，温暖因子男女差异不显著，惩罚严厉、过分干涉、拒绝否认、过度保护各因子均达显著水平。由于被试中独生子女占了绝大多数，故在统计中未将父母的偏爱因子计算在内。2.2性别、归因倾向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根据CASQ得分的总体平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取得分大于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的作为乐观组，得分小于均值减去一个标准差的作为悲观组，以教养方式各因素作为因变量，进行2(乐观/悲观)×2(男/女)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母亲的温暖，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因子和父亲的温暖，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因子的归因主效应显著。性别主效应只在父亲的惩罚因素上显著。在母亲的过度干涉、保护和惩罚严厉上发现了性别与归因的交互作用。乐观组的男生比悲观组的男生回忆出更强的母亲的过度保护与干涉(t=2.45，P=0.02)，而对乐观组与悲观组的女生来说，差别不明显(t=-0.96，P=0.34)。悲观组女生回忆的母亲的惩罚大大高于乐观组的女生(t=-4.66，P=.000)，而乐观组与悲观组的男生之间差别不明显(t=1.01，P=0.321)。3讨论本研究发现，母亲对男女青少年的教养方式没有差异，而父亲在对儿子的惩罚、过度干涉和保护及拒绝否认各方面分数均高于女儿。说明中国的父亲对男孩比对女孩有更多的不良教养行为。这与钱铭怡的研究结果接近［6］。可能是由于父亲认为男孩更为好动，不服管教，需要更多的权威性的干预。母亲的温暖，拒绝否认，惩罚严厉，父亲的温暖，惩罚严厉，拒绝否认的归因主效应显著。说明这些不良的教养方式与不良的归因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在缺乏温暖，有较多拒绝否认的父母面前，孩子就无法形成一种正性的自我概念，每当坏事发生时，孩子会反射性地想到这是自己的错，将失败的原因归于自己，归于自己一贯的被父母定义为不好的、永久性的特性。只能依靠父母的规则，对好事情没有控制能力，认为好事件的发生是不受自己控制的，是外在的原因，是暂时的，局限的。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悲观的归因方式。父母经常无端的或因为小事情而发脾气、责骂甚至殴打孩子，也很容易使孩子产生无助感，产生负性的归因方式。研究发现母亲的惩罚严厉在男女性别和归因方式上存在交互作用。母亲的严厉惩罚对男孩作用不大，但对女孩作用明显，使女孩容易产生负性的归因方式。从表1的得分可以看到母亲的严厉和惩罚在母亲的`教养方式中是得分最少的，是母亲采用最少的行为，而且此行为对男孩、女孩没有量上的差别。但是，一旦母亲采用这种方式，对男孩和女孩具有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在中国，男孩如果受到母亲的惩罚，会被他人或自己看成是比较自然的事情，更容易被归结为男孩普遍存在的不服从的天性所致；而如果是女孩受到母亲同样的惩罚，就可能会被他人或其自身归结为女孩本身某些特殊的缺陷造成的，从而导致负性的归因。父母亲过度干涉保护主效应都不显著。在母亲的过度干涉保护因素上出现了归因方式与性别的交互作用现象。归因方式较为乐观的女孩与悲观组的女孩回忆出母亲的干涉和保护差别不大。而在乐观组的男孩则回忆出更多的母亲的过度干涉和保护。在中国，过度干涉和保护似乎不会使孩子产生悲观的归因方式。这与西方的研究不同［7-8］。我们认为，由于我国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