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隐士的仕途智慧.docx

魏晋隐士的仕途智慧魏晋隐士的仕途智慧宁稼雨2012年02月02日15:42???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如今，大家都想做官，都觉得做官其乐无穷。而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人们却在纠结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去做官呢，还是去做隐士呢?这就是魏晋时期。山涛推荐嵇康做官，嵇康为啥不领情，反而与他绝交魏晋时期名士的隐逸生活是中国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有许多隐逸文化的新亮点和新特色，也是魏晋名士风流中的重要画廊之一。隐士活动的政治内涵，突出表现在他们与皇权的关系上。隐士形成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士人的独立意识，即“道”优于“势”的信念;二是皇权所希望的隐士的社会使命，即在皇权与社会的矛盾中起到协调作用。这就决定了隐士与皇权间无所不在的紧密关系：皇权一方既要用隐士来装潢门面，又要避免隐逸之风可能产生的不安定因素;隐士一方既要追求独立意识，又不得不承认为人君之臣民的现实，即尽管“道”优于“势”，可又不得不服从“势”的绝对统治。于是，双方如同一对命里注定的冤家，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吸引。经过前代的教训，魏晋时期的皇权与士人都展开了对双方关系和相处方式的思考与研究。其活的标本，便是“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为我们描绘了这个隐逸群体的产生概况：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读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人不免要有这样的疑惑：既然七贤是一个亲密无间的隐退群体，山涛又好心好意推荐嵇康做官，为什么嵇康还要把山涛骂得狗血喷头，并且与之绝交呢?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明白了竹林七贤在隐逸文化史上的真正意义。魏晋时期皇权与士人在处理相互关系上比较务实。在不断地选择和扬弃中，他们逐渐找到了双方不得不接受的相处方式。七贤中对皇权的三种不同态度，便是这种选择和扬弃的过程。第一种为对抗式，只有嵇康一人。嵇康继承了东汉以来逸民隐者的疑君和无君思想，他不仅公开唱出“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论调，还在行为上付诸实施，傲视王侯。这种处世方式http://的危险性被山林中真正的隐者看得清清楚楚。据《世说新语·栖逸》，一次嵇康在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漫游，遇见了道行高深的道教徒孙登，便和他一起交往游乐。临别时，孙登对嵇康说：“你的才能很高，但却缺少保全自身的办法。”但嵇康并没有听进这些话，继续公开与司马氏政权对抗。直到被捕入狱，嵇康才意识到孙登的先见之明，写诗自责：“昔惭下惠，今愧孙登!”实际上他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处世之道。这种方式尽管很崇高，很悲壮，但不现实。与此相反的方式是投靠式。其中山涛明白得最早。他尽管在竹林与嵇康等人游玩隐逸，但心里早就盘算着怎样才是保身之道。四十岁时他便做了赵国相，入晋后又历任要职，所以才遭到嵇康的怒斥。其实山涛的投靠正是隐士与皇权关系中的一种适应，目的是全身，而不是出卖灵魂。所以尽管被嵇康骂得难堪，但他仍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的后代。嵇康遇难后，山涛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担任秘书丞。嵇绍向山涛咨询是否就任及出世入世的道理，山涛说：“我为你思考很久了。天地四季，尚且有消长盈虚，何况是人呢!”山涛的话等于是他的处世宣言，即人要顺应时势，能屈能伸，以保全自己。这种方式不久也为向秀所效法。嵇康被杀后，向秀拿着本郡的各种文书簿册来到洛阳朝廷，司马昭问他：“听说你有隐居的志向，为什么又来到这里呢?”向秀回答说：“巢父、许由这些拘谨自守的人是不值得效法称羡的。”司马昭听了，大为赞赏。这种思想在魏晋中并非空谷足音。据《晋书·刘毅传》载，司马昭开始辟刘毅为相国掾时，刘毅以疾而辞，多年不就。后来有人传说刘毅辞官是因为心怀曹魏，就吓得赶忙应命为官。可见这些人的投靠为官，主要是全身之道所致。做官成了司马昭与阮籍之间的一笔交易，阮籍付出的是服从和忍耐，换来的是承认和保护第三种方式是矛盾式，以阮籍为代表。阮籍在很多方面与嵇康是一致的。如嵇康提出要“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就干脆提出“无君论”的思想，甚至讲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这种犯忌的话来。在目无礼法、行为放达方面，二人也是如出一辙。但二人的下场却截然相反，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谁能有全身之道上。嵇康把心里所想的东西和盘托出，因而招来杀身之祸。而阮籍却善于把对外界的褒贬藏在心里，因而能够得到司马昭的赏识。如李秉在《家诫》中说，他曾经和三位长史觐见司马昭，辞行之前，司马昭问他们：“为官者应当清廉、谨慎、勤勉，做好这三点，还有什么治理不好的?”三人唯唯受命。司马昭又问：“如果非要在三者当中保留一个，应该保留哪一个?”有人说应当以清廉为本，而李秉回答说：“清廉和谨慎是相辅相成的。必不得已，谨慎才是最重要的。”司马昭表示同意，又问能否举出近来堪称谨慎的典范人物。李秉就举了尚书董仲达、仆射王公仲等人。司马昭说：“这些人每天从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