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docx

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战国时期的《庄子•天下篇》就是一篇很有特点的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性论著，其中所归纳的道术由统一到多元的发展阶段甚至到20世纪还是被人们所称引。《庄子》之后，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不绝如缕，名篇迭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初，随着近代西方学术的广泛传播，人们逐渐发现，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像近代西方学术那样明晰，用王国维的话说，还没有达到“自觉”地位。于是参照近代西方学术，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进行理论与方法定位，就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主要思潮之一。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础上，20世纪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方法，其中主要有：1、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1918年，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做了比较系统的讨论，他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根本功夫”不外两条：一是对材料校勘，二是参照其它哲学资料，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胳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也就是说，要找出中国思想学术的条理，首先要在资料的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同时也必须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参照作用。在胡适之后，冯友兰提出，要对中国思想学术史进行贯通，确实需要参考西方的学术，但首先要明确，“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亦不能尽谓为完全错误”。应首先肯定前人的说法“事出有因”，并努力做出合理的解释，切不可把古代已有的结论都置之脑后，应该注意西方学说理论框架与中国传统学说的某些说法结合。他试图在重视中国学术传统思想观念的一贯性基础上，找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侯外庐认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确实需要参考西方思想学术，同时也需要尊重中国思想学术自身的特点，他还进一步明确：只有从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与社会意识的高度统一去剖析思想家们思想观念的内部结构和本质特征，才能科学解释中国思想的发展历史。侯外庐还指出，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既需要注意“横通”，又要注意“纵通”。所谓“横通”，就是要考察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体系与同历史时代其他思想的关系。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从而也会有那个时代的思想。对时代问题的把握是思想家们思想的出发点，立场观点相近的思想家往往构成某种学派，不同的学派共同展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因此，“研究思想史不能不研究学派”。侯外庐总是把各个时代的思想学术置于相应的时代条件之下，认为各种学派都是对时代课题的不同回答。它们之间的相近或相同，反映出这一时代社会意识的整体框架和相近的思维水平，而它们之间的相异折射出思想家们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追求。所谓纵通，就是要考察不同时期思想的流变。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继承性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思想学术喜欢托古，喜欢用疏解或笺注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见解，这为深入理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继承关系提供了帮助，但一定要透过形式看到本质的内容。由上可见，用哲学诠释的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已经成为了一条具体可行的道路。2、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单纯从思想的角度解释思想，容易使思想主观化。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人们在惊叹该书对中国先秦思想史明确的条理性分析之余，不免对这种主要用进化论和逻辑学勾勒出来的中国思想史产生疑惑。正如金岳霖所指出的那样，“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了一种哲学上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陈寅恪也曾指出：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有解释，看上去很有条理，然而往往不真实。他说：“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所论中国古代哲学“大抵即论者今日自身之哲学”，“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如何才能避免这种解释上的随意性？金岳霖指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的学问”，根据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来理解和诠释，而不必计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陈寅恪也认为，如果要真正使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契合实际，就必须努力做到“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在人们努力确立一套符合中国思想自身特性的诠释系统的同时，侯外庐指出：避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随意性，高屋建瓴的哲学洞察力和同情地了解的态度确实有所帮助，但如果要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把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的具体背景，把二者贯通起来。他说：“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要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