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docx

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文字像精灵，只要你用好它，它就会产生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无论我们说话还是作文，都要运用好文字。只要你能准确灵活的用好它，它就会让你的语言焕发出活力和光彩。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打开中华民族的历史，赫然在目的是两个字：“忧患”，有的来自自然界，也有的来自社会群体和个人。众所皆知，在近代历史中，中华民族被所有世界列强所欺凌，但他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征服、消灭，相反，他终于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这是因为，中华民族自身有一种生机，有一种永不衰竭的活力，可称之为民族精神，而忧患意识恰恰就是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结晶和表现。2010年清明祭陵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清明·感恩与社会和谐”，这便于学者从更加宽阔的历史背景发掘祭黄帝陵的感恩意蕴，进一步探讨中华文化基本理念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清明”传统节日被称为“民族感恩节”，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质就是不忘中华民族的忧患历史和民族奋斗史。如果离开“民族忧患”，就无法理解“民族感恩”的深刻内容；同样，离开民族的和谐理想，也就难以认清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将“忧患”与“和谐”联系起来思考，是有必要的。孔子的“忧”与“乐”如果要对人的道德情操进行分类，用中华文化中的两个理念“忧”与“乐”来表述，最为恰当。忧乐观实际是价值观。作为中华古代优秀文化代表的孔子，多次讲述自己的“忧”与“乐”。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作为“君子”，不注意自己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照道义的原则去行事，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孔子目睹春秋末期社会现实情况而产生的忧虑。孔子有“忧”也有“乐”，比如他的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他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坚持追求道德和学业上的进步，实在是一位贤明的君子呵！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由此可以看到，孔子区别“忧”与“乐”，其标准是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状态，这在中华文化中简称为“尚德”精神。如果认为孔子的忧患意识只从人的道德品质着眼，那就不够了。他同时关心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这在《论语·季氏》中有详细的记载。当时鲁国公室衰微，在鲁国掌管实权的是所谓“三桓”（鲁庄公弟庆父、叔孙氏、季孙氏三家）。“颛臾”附属于鲁国，主东蒙山祭祀，季孙氏企图讨伐颛臾。面对这种形势，孔子讲了关于社会和谐的政治哲学，他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东汉经学家包咸《论语章句》、南宋思想家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上下和同”、“小大安宁”、“上下相安”。归总一句话，在孔子看来，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经济实力是否充实，人力资源是否充沛，而在于对这些财物的占有和处理是否合理，能否使社会安宁有序；他强调人的作用大于物的因素。“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对于执政者来说，要求他们端正、公正。后来，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大都是沿着孔子的这个思路去看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源于中华文化中的变易之学“忧患”一词出于《易传·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的作者认为《易经》可能是文王时期的忧患之作。《易·明夷卦·彖传》举例说，殷纣王时期，天下无道，当时周文王被囚，蒙受大难，但是文王内存阳刚之德，外用柔顺之道，终于化险为夷。战国末期，学者们研究《易经》，将研究心得写成《易传》一书，共分十篇，其中《系辞》着重论述《易经》的.理论要义，也研究事物变易的内在根源，认为阴阳、刚柔、动静、吉凶、祸福、存亡等对立方面的相推相摩，引发了自然和社会的变化，用“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八个字来说明：人们认识事物变化之奇妙，赞之为“盛德”。洞察此，君子们才能够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易传·系辞下》）。由此可以看出，《易传·系辞》的忧患意识是从事物变易之理推断而出的，体现了中华古代文化中朴素辩证思维的一种理论形态。总之，中华历史文化具有丰富的、绵延不断的辩证思维，使中华民族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总是考虑到正反两面，并且能够预见事物的发展方向。忧患意识的演变与发展忧患意识历代相传。唐代政治家魏征将“忧患”解为人的精神状态，据《新唐书·魏征传》载，他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治国理政者能够不忘国家的危险因素，从而采取预防的措施，社会有望趋向安全；能够考虑明白混乱的原因，社会才能逐渐太平；能够思考清楚灭亡的原因，社会就能变得稳固。在魏征的论述中，包含有忧患意识与社会和谐这二者互相依存的某种要点。如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