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观众对喜剧电影的审美诉求.docx

试论观众对喜剧电影的审美诉求试论观众对喜剧电影的审美诉求罗伯特·C.艾伦在研究看电影的历史时曾指出，社会学视角观察下的电影观众是一个“无结构的群体”，相比各种社会群体，如政党、协会、宗教团体等，电影观众作为一个群体，“没有社会组织，没有习俗与传统的体制，没有业已建成的一套规则和仪式，没有按照情感观点划分的组合体，没有地位——角色的结构，也没有大家认定的领袖。”因而，电影观众，如同政治意义上的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我们所指的‘电影观众’这个无结构群体随着每次观影体验正不断地被构成、被消解和被重构”。这被不断构成的电影观众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的区别只是这个人是这部电影的观众，而另一个人是另一部电影的观众而已。总体上来说，电影观众不是个性化表达，而是一种总体的指称。著名电影美学家钟惦曾经指出，观众在电影中处于权威的地位，没有电影观众，电影的制作既不可能，也无必要。钟先生有感于当时电影长年收不回成本的现象发出感慨，他说：“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为工农兵电影’。”半个世纪过去了，钟先生的话意犹在耳，但是中国电影的观众学依然没有完善起来。二十世纪，我们普遍的称电影是大众化的艺术。大众一词，早在15世纪就已使用，当时指的是没有头脑的、低下的乌合之众，后来又被正面使用，指当代社会的主体与社会动力。有学者认为现代大众具有如下的特点，首先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使大量的人口走出了原有的地方而聚集于城市，他们摆脱了原有的血缘归属与等级身份，成了一个没有定型的、无法区隔的、浓密的集合体；其次，他们是一群受过教育的都市人群；第三，他们是民主政治的主体，同时作为当代消费主力，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如果说电影并非只是作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电影还是作为精英艺术的一种形式（如欧洲艺术电影），那么喜剧电影作为大众化艺术形式是无可指责的了。任何其他的电影形式都允许也可能进行艺术探索或实验，唯独喜剧电影不可以。因为一部喜剧电影，观众在看完之后倘若没有发出笑声，意即这部电影没有引起观众的笑，那么这就不是喜剧电影，它只能是其他类型的电影，所以对喜剧电影来说，观众尤为重要。正是由于这一点，当代喜剧电影更是千方百计地逗观众发笑，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正如钟惦先生所说的，一部有价值的电影应该具有发人深省的认识价值，匠心独运的审美价值，令人开心的娱乐价值。如果我们因为观众的原因，一味地重视娱乐价值，那必然只会导致低俗、庸俗化的倾向。正是基于喜剧电影偏重观众反应的性质，我们认为喜剧电影不能唯观众马首是瞻，亦步亦趋，而应该真正发挥各自的智慧，创作出令观众赏心悦目的喜剧电影。2007年中国市场与媒体研究（CMMS）曾进行过一次市场调查，该调查对全国30个城市，62774个个体进行了统计分析，数据如下表所示，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进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中普遍是有知识背景和受过相当教育背景的。当代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很大，广大青年学子更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自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影视作品和现代流行音乐所展现的带有强烈西方化、市场化的生活模式和审美趣味，“快餐文化”的便利和刺激逐渐替代了传统的艺术的含蓄蕴藉。可见，主体观众多为年轻观众，他们大多是正在求学的学生和刚刚毕业工作的学生。在整体观众受教育程度上，数据显示：然而，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当代大学生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从小接受的依然是唐诗、宋词，以及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明清文化的影响。中小学教材中古文和诗词的比重依然很大，这就给他们学习传统的中国文化开了方便法门，他们中有很多人开始喜欢上中国传统文化，喜欢读中国的书，开始对国学和精通国学的大师们发生强烈的共鸣，他们在痴迷流行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抱有一份尊重和敬畏。要想取悦这些人群，喜剧电影低俗、恶俗的搞笑是难以满足的，甚至会遭到他们的反感和抵制。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喜剧电影已经遭到当代年轻观众的普遍批判和不满。当前人们对艺术和美的界定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宣称“抛弃了被艺术所声称的对‘绝对’或真理的追求，重新被定义为纯粹的快感和满足”。后现代主义浪潮下，人们消解了崇高和经典，电影观众也因此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审美倾向，以致德国导演瓦多·克里斯托就拍出一部名为《去死吧，观众》的电影，他甚至宣称“干掉观众我们才能有艺术”。由此可见，观众的好恶并不能完全取代对一部电影艺术标准的评价。倘若一味迎合观众，那我们的电影可以用各种艳情的风俗画、赤裸的身体、血腥的暴力和恶俗的玩笑来取代了。毕竟如精神分析学所指出的，在潜意识里人性和兽性是等同的。电影艺术只能在人性的层面上展示优美，而不能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