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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现象探究李雨桐马梦伟徐春暄姜思佳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意蕴丰富,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绚丽之花。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话语权的提高,中国文化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国际的关注,但由于历史背景、文化积淀和政治制度方面各有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跨文化的误解与冲突。本文从中国和西方国家以及韩国的孝文化差异出发,分析差异出现的原因并对在华留学生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误解进行解释,旨在减少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障碍,为以孝文化为代表的跨文化交际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关键词:孝文化;中西;中韩;差异;误解“孝”不是中国所特有,几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孝”或是与“孝”相近的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基于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孝文化也存在着或大或小的不同。本文选取西方国家和韩国的孝文化与中国传统孝文化进行对比,选择西方国家是因为中西文化背景差别巨大,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更能凸显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与统一;选择韩国是因为韩国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汉文化底蕴一衣带水,探寻在文化底蕴上如此相近的两种文化在细节上的不同,更有利于分析和规避两国之间的文化误解。一、中西孝文化差异西方国家和中国一样,普遍存在着“孝”这一伦理道德观念。英国作家狄更斯曾说:“所有杰出的非凡人物都有出色的母亲,到了晚年都十分尊敬自己的母亲,把他们当作最好的朋友。”在美国流行的谚语是“在孩子的嘴上和心中,母亲就是上帝”。这样来看,子女善待父母便是中西方“孝”文化的相似之处。但是实际上,这两者还是在形式和本质上存在着诸多不同。首先是养老形式的差异。家庭养老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主流养老形式,即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各自赡养自己的父母;在西方,依托于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出现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养老形式,即社会养老,然而在中国,子女将父母送去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会被认为“不孝”。这种差别是如何形成的呢?第一个原因是中西方基本国情的不同。中国具有庞大的社会人口基数,仅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2.4亿,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于西方比较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心并未集中于“社会养老”问题上,尽管目前社会医疗保障、养老保险、退休金等社会福利都在进一步向老年人群体倾斜,但面对如此大量的老年人口,社會养老资源的普及仍旧处在上升期,面临很大缺口,社会保障机制有待完善,老人仅靠社会养老难以维持生活;而西方社会前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加之人口基数小,社会老龄化进程快,社会养老的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其国情和社会现状的必然之举,从二战后发展至今,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化。所以在中国,作为子女的个人需要以家庭为单位为老人养老,西方社会的老人依靠社会养老也能安度晚年。第二个原因与中西方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的观念意识有关。中国文化植根于深厚的农耕文明,自农耕社会以来,中国就产生了强烈的群体意识,群体生活所带来的潜在安全感自然形成,存在于民族基因之中,当今社会仍将几代同堂视为福气的象征,所以即使现在中国已经向现代化经济体系迈进,建立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受群体观念和家族意识的影响,社会养老也可能仅成为家庭养老的一种演进变体。西方国家强调自由和平等,个人意识强烈,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皆以“小家庭”为中心,夫妻关系要比父母子女的关系更为紧密和重要,父母对成年后的子女的依赖程度较低,子女成年后更愿意去追求梦想,实现自身价值,而不是把为父母养老作为生活的中心;同时父母也愿意过相对舒适自由的晚年生活,而不是被子女供养。第二,中国人大多以顺从和依赖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父母,西方则不然。中国传统孝文化中非常核心的一条就是子女要顺从父母,《弟子规》里面说道:“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氏族社会的发展更加重视家族传承的纽带作用,父母长辈的核心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论是婚姻还是事业,都有父母的参与甚至是决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限制儿女的选择或是行动(父母在,不远游);西方社会更倾向于讲求民主、尊重,大多数子女在成年后都相对独立,与父母的联系比较松散,甚至远离父母居住,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当子女和父母观念有所不同时,子女往往与父母沟通甚至争论,子女不需要顺从父母的想法,只需要互相尊重。第三,“孝”的本质不同。中国人认为,在幼年时父母将子女抚养长大,子女成年后要孝顺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亲情血缘所决定的。正如《孝经》中所记载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种孝道植根于民族基因之中,是具有强大的普适性的社会意识与“理所应当”的行为准则,甚至成为衡量个人道德素养和家庭家风的重要依据。在西方社会,宗教对人们的观念影响很大,人们以上帝的要求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