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视野下的王克芬舞蹈史学研究.docx

学科视野下的王克芬舞蹈史学研究张提振【摘要】王克芬是新中国舞蹈史学建构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参与了基础舞蹈史料的挖掘整理，并展开了专题舞蹈史、断代舞蹈史、通史性舞蹈史的长期研究。王克芬对中国舞蹈史的研究，以“文献—图像—活态遗存”史料互文的三重证据法和求真辨伪的科学考证为基本方法;以历史史实为研究基础，探究舞蹈史学理性的阐释;以“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拓展舞蹈史研究的实践。王克芬在中国舞蹈史学领域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为该学科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参照经验。【关键词】王克芬;中国舞蹈史学;学科史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12年远景规划”，中国舞蹈学界积极响应，在吴晓邦的领导下，制定了“1956—1967年艺术学规划草案·舞蹈部分”，中国舞蹈史的研究被列入“规划”之中，而其中中国古代舞蹈史就占整个“规划”的50%。[1]同年10月，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2]组建了“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組”，吴晓邦任组长，欧阳予倩任艺术指导，组员为孙景琛、彭松、王克芬和董锡玖。[3]自此，中国舞蹈史研究便踏上有组织、有计划的学术征程。中国舞蹈史学研究从最初的筚路蓝缕，经过几代舞蹈史研究者砥砺前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到现在作为舞蹈学术研究的基础，支撑起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回顾60余年的中国舞蹈史学研究历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之初的史料积累，到80年代的学理性转化，进而走向新世纪的多样与成熟，该学科的每一次转向，都离不开研究者的辛勤付出。从《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1]（1964）到《中国舞蹈史》[2]（五卷本，1983—1987），再到《中国舞蹈通史》[3]（2011），这三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舞蹈史著作，都是以王克芬、孙景琛、董锡玖、彭松四位舞蹈史专家为核心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由此，探究以王克芬为代表的舞蹈史研究者的治史之道就显得格外重要。王克芬（1927—2018）作为新中国舞蹈史学建构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自1956年从中央民族歌舞团调入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在欧阳予倩、阴法鲁、杨荫浏等专家指导下开始中国舞蹈史研究以来，她勤勉治学、笔耕不辍，与该学科共同成长。她对基础舞蹈史料的挖掘整理，对专题舞蹈史、断代舞蹈史、通史性舞蹈史等方面的研究，都为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与此同时，她在研究过程中所建构的研究之道与所展现的学术品格，对该学科和后继研究者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笔者以王克芬为代表的新中国舞蹈史学第一代研究者为研究对象，在学科史视野下探求其舞蹈史学的研究之路，以期从王克芬对舞蹈史发展规律的学理性探究路径，舞蹈史研究的“文献—图像—活态遗存”三重史料的互文与考证，以及“经世致用”治学理念的实践三方面分析她的治史之道。一、舞蹈史研究之路历史研究工作遵循史实本真，在夯实史料建设的基础上就其演变找寻合理的阐释方式，以此确认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以舞蹈史实为基础，归纳表象，探究历史成因，总结发展规律，以此搭建起学科研究的多样范式，彰显出舞蹈史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王克芬对中国舞蹈史发展规律的学理性探究，是建立在史料丰富、史实准确以及方法科学的基础上。（一）学理性研究转化的基础与途径1956年，“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成立，欧阳予倩作为该小组的艺术指导，重点思考了舞蹈史研究工作如何开展的问题，在借鉴其他艺术学科的史学研究经验基础上，对研究工作的开展计划和架构设想进行了通盘的考虑。他认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音乐舞蹈最发达的一个时代，把唐代的乐舞研究清楚了，宋代的乐舞就容易明了，我们先把唐宋的乐舞研究一番之后，再上溯隋、六朝、晋、汉、周，这样做可能比较便利。”[4]“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以此作为中国舞蹈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分别于1958、1960年完成了专题史《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和断代史《唐代舞蹈》[5]的研究工作，作为舞蹈史研究的初步成果，极具开创性和示范性意义。《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作为专题史研究，针对《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进行辑录、分类整理。王克芬等人“查阅了《全唐诗》九百卷，四万八千多首唐诗，将其中有关音乐、舞蹈的资料抄录出来，分音乐、舞蹈两大类，舞蹈类又按不同的舞种、舞名编排，还选入了有关服饰和伎乐人生活等方面的诗篇”[1]。在《唐代舞蹈》中，王克芬完成了《九部乐、十部乐》《绿腰》《巫舞》等30个专题的研究。上述两部舞蹈史著作多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合，这也是该阶段中国舞蹈史研究的整体面貌特征，同时也反映出史料建设对中国舞蹈史学建设的重要价值。1961年，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召开，“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改组为“中国舞蹈史教材编写组”，负责中国古代舞蹈史教材的编写，欧阳予倩担任主编，按照计划在《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的基础上撰写“中国舞蹈史教材”，并于1964年定稿、完成教材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