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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社会运动理论的演进脉络、发展趋势及启示郝广龙罗生全〔摘要〕社会运动理论的演进蕴含着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结构性矛盾。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群体心理到理性主义,再到建构主义的范式转换,暗含着社会矛盾从生产领域、生活领域到文化领域的转向。范式转换使社会运动研究的研究旨趣、核心议题、运动策略、分析框架等存在差異。命运同体的数字化时代,社会运动理论呈现出以“共治思维”为理论的逻辑基点;探讨“话语性因素”的作用机制;动员策略的数字化转向;强调情感性因素作用的发展趋势。〔关键词〕社会运动理论;群体心理范式;理性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式;数字化动员〔中图分类号〕D0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21)04-0074-10社会运动是对社会矛盾的必然应答,社会运动理论则是对这种应答的理论性解读。在社会转型中,非理性群体心理论、理性化集体行动论以及认同建构论等社会运动理论根植各自社会形态,寻求社会现代化矛盾破解道路,先后历经“心理结构、理性主义、文化主义”〔1〕的演进历程。检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演进历程,剖析其内在关联,有助于把握社会运动发展趋势,为破解社会矛盾提供启示。一、“心理取向”的理论范式“心理取向”范式经历了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漫长的发展,强调群体心理在生成集体行动中的关键性作用,指出怨恨心理催生的非理性情绪会在群体层面发酵,进而排除个体理智化思维而将群体心理引入狂躁、偏执和冲动中,促成集体行动的发生〔2〕。心理范式的假设是:社会运动是心理病态的成员表达不满的方式,是社会成员对传统价值观在社会转型期失范或瓦解的非理性应对。“心理取向”范式主要探讨个体心理怨恨、群体“结构性怨恨”如何促成集体行动。“心理取向”范式根植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历程。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家族和地域文化逐渐被代表现代社会发展诉求的资本主义力量和价值体系所冲击和瓦解,丧失了掌控社会话语和凝聚大众的作用。传统价值观维护社会结构和个性心理的功能式微,致使社会成员沦为某种缺少信仰支撑的游离态原子,更容易受非理性思想诱导而丧失理智,卷入到集体行动中。社会革命中“领袖点燃不满情绪,大众愤怒心理升温而蜂拥而起”〔3〕的实践经验也强化着这种“心理取向”范式的确证性。1.个体心理怨恨论。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个体本是具有理性意识与判断能力的人,但“个体一旦融入群体,其理智便会削弱甚至丧失”〔4〕,最终,个体意识被群体无意识所取代,成为被“群氓精神所支配”〔5〕和脑垂体激素所支配的人。该理论重视个体非理性情绪在促成集体行动中的价值,强调将个体心理怨恨转化为群体心理怨恨是促成集体行动的核心机制。这种强调非理性情绪煽动的观点,为群体领袖掌控大众心理谋求政治或经济利益提供了可能。群体领袖可以凭借“个人断言、多次复述和群体感染”的手段来发酵和扩散冲动、暴躁和偏执的群氓情绪,实现驾驭“乌合之众”的目的。不过,心理怨恨论过于重视非理性情绪的动员力,将行动个体视为具有病态心理的人,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式集体动员的作用,难免被贴上病态化标签。该理论虽提出心理失衡是促成集体行动的内源力量,但却未能揭示心理失衡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这也为后续探讨提供了方向。2.心理循环生成论。布鲁默在承认心理怨恨在集体行动中的动力性作用基础上,提出“集体磨合(milling)、集体亢奋(collectiveexcitement)及扩散感染(socialcontagion)”〔6〕的循环动力论。该理论指出,谣言先在个体间磨合传递,然后在人与人的意义互动中将个体心理体验群体化,最终使整个群体被这种心理体验所引导支配,促成集体行动。该理论认为社会成员间的“情绪交互”是产生行动意义的动力,当个体情绪或需要得不到满足或合理释放时,就会产生郁闷、沮丧、暴躁等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经过人群间的扩散,使他者情绪感染自我情绪,进而生成集体情绪,催生集体行动。该理论揭示了个体心理失衡如何经由循环感染而内化为集体共识性价值诉求的内在机理,指出情绪符号在个体与群体间的循环互动对集体认同感的生成与强化所具备的作用。但仍以非理性情绪为立论前提,并强调情绪符号互动先于既存社会结构而存在〔7〕,具有唯心论倾向。这为后续研究超脱唯心论,探讨社会结构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提供支持。3.“相对剥夺感”理论。戴维斯和格尔注意到了潜匿在心理失衡背后的社会结构,但只是将其视为理解和分析“相对剥夺感”的背景性材料。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中,格尔指出,集体行动受成员“相对剥夺感”(relative-deprivation)〔8〕驱动。“社会运动或革命是否发生,不取决于饥饿、认同、自由等实际需要,而取决于这些需要被满足过程中,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期望”〔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