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诗歌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研究-译者主体性.docx

跨文化诗歌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研究译者主体性论文导读:：在这个跨文化活动中。而它在诗歌翻译中体现得更加显著。关于译者主体性。论文关键词：跨文化，诗歌翻译，译者主体性众所周知，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的转向，最终将人文科学从科学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其影响下，译学研究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化转向”，其中影响较大的理论是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统（Polysystem）理论，吉蒂昂·图里（GideonToury）的描写翻译（Descriptivetranslation）理论，以及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é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的“操纵学派”（Manipulationschool）理论。这种文化转向使得译界逐渐形成了面向文化研究尤其是译入语文化研究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使翻译研究由以语言和文化为本体的研究转向以人为主体的研究，即“译者转向”。整个翻译过程其实是译者的一个跨文化交际活动——对原作的理解必然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对原作的翻译处理也无疑会打上其主体性作用的烙印。关于译者主体性，查明建在《中国翻译》中提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2003：22）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就体现为译者的语言风格、个性审美偏好、文化底蕴等对译作的影响，而它在诗歌翻译中体现得更加显著。一、译者语言风格对译作的影响语言风格是展现一部作品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译者能否再现原作的风采，其语言风格会对译作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首先一篇汉译英诗，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中的节选为例来分析译者语言风格对译作的影响：OmyLuve'slikearedredrose，/That'snewlysprunginJune;/OmyLuve'slikethemelodie，/That'ssweetlyplayedinthetune,/Andfaretheeweel,/myonlyLuve，/Andfaretheeweelawhile；AndIwillcomeagain,myLuve,/Tho'itweretenthousandmile！（ByRobertBurns）译文（1）：颖颖赤墙靡，首夏初发苞译者主体性，恻恻清商曲，眇音何远姚？掺祛别予美，离隔在须臾论文格式。阿阳早日归，万里莫踟蹰！（苏曼殊译）译文（2）：呵，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呵，我的爱人像一曲甜蜜的歌，唱得合拍又亲和。珍重吧，我唯一的爱人，珍重吧，让我们暂时别离，但我定要回来，哪怕千里万里!（王佐良译）译文（3）：啊，我爱人像红红的玫瑰，它在六月里初开；啊，我爱人像一支乐曲美妙地演奏起来。再见吧，我唯一的爱人，我和你小别片刻。我要回来的，亲爱的，即使是万里相隔。（袁可嘉译）彭斯原诗风格活泼明快，充满乡土气息。苏格兰方言的运用表现了乡下恋人坦率，质朴的形象。苏曼殊的译文言辞华丽，抒情委婉，引经据典，将其归化成了一首中国五言古诗，完全体会不到异国风情。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特殊词汇，“颖颖”“恻恻”让人想起李清照的词。还如出自《诗经》中的“掺祛”“（拎着袖口”之意）与“阿阳”（“我”的意思）使读者看到了一幅典型的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执袖遮面、依依惜别的图画。王佐良则采用了白话文，读起来清新自然，给读者展现的是一对现代情侣分别的画面。关于袁可嘉的翻译，楚至大这样评价：“Itnotonlyreproducestheformoftheoriginalpoembutkeepsitsstyle.”（楚至大1986：1）由此可见，不同语言风格的译诗不仅可以个性化地表达出来，而且赋予原诗迥然不同的语言风格，给读者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二、译者个性审美偏好对译作的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偏好，译者也不例外。即便是不同文化的作品，译者在选取时也会受到个性审美偏好的左右，选取更易于理解的原作，从而对译作的产生起到积极作用。著名作家冰心，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翻译家。她的译作，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堪称佳译。她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她选择了与自己性情相近，很符合自己情趣口味的作品译者主体性，熟悉冰心作品的人知道她的作品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因而从语言表达、审美意境方面，泰戈尔的这首诗都与冰心的风格相合。也正因为如此，冰心才能充分地理解了泰戈尔作品，并积极发挥译者主体性作用，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艺术形象。中国译界另一大家，“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译宇宙文章”的林语堂，翻译了许多中国古典作品，他的译作在当时风靡了欧美国家，行销不衰，这与其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是紧密相关的。他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