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救赎-论余华小说中苦难意识的流变.docx

苦难的救赎--论余华小说中苦难意识的流变论文导读：余华对苦难有着特殊的感知。余华小说中渲染的苦难十分浓重，我们通过解读余华不同时期创作的小说，来感知余华对苦难的独特感悟和余华创作中苦难意识的流变。关键词：余华苦难意识，流变苦难的世界纵观余华的小说创作，对苦难的思考一以贯之，暴力、死亡、苦难在其作品中不断的出现，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余华小说的核心主题。苦难——贯穿于余华的小说创作整个创作过程。余华曾经说过：：“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不满或慢慢产生的疲惫感。”[1]但余华对苦难的描写丝毫没有“疲惫感”，而且是乐此不疲，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弥漫的阴霾和鬼气，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杀戮和死亡，是令人喘过气的黑夜般的生存的悲苦。余华前期创作与现实呈现出一种紧张的关系，它以一种极端的实验方式体现出他对暴力和死亡的沉迷和欣赏，如《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真可谓是一个“恶”的世界，充斥着暴力、血腥、杀戮、欺骗、阴谋等，交织出一幅浓重的罪恶黑幕，它不仅让人感到不安和恐惧，更让人感到世界的黑暗和无边的苦难。事实上，与其说余华在宣扬着苦难，毋宁说余华在宣扬着人性恶，其中大多数作品中似乎都叙述着造成苦难的共同根源——人性恶。最突出的例子便是《现实一种》。这篇小说将“人性”、“他人即使地狱”的思想推向了颠峰。山峰山冈兄弟的连锁杀人使故事的每个角落都溅满了鲜血，就连四岁小儿也似乎与生俱来的带着人性恶。余华90年代的创作中原来的罪恶、杀戮等逐渐隐退，无处不在的暴力收束了。《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一生可谓命运多舛，却都抵不过一桩接一桩的亲人的死亡来得触目惊心。正是死亡对生命的销蚀带给了福贵最深的苦难和最大的折磨，它带走了福贵所有的生活希望和最低程度上可期待的幸福。死亡原本就是人类不可逾越的。然而，对福贵来说，当一个个亲人接连死亡之后，死亡却迟迟不降到他的头上，让他活活受这生的悲哀。《活着》上演的其实是一出由死亡连缀成的悲剧，但我们却感受不到先前小说的那种恐怖与阴森。从中不难发现人性恶不再是一切苦难的归结之所，更多的是命运的不幸与捉弄。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的创作中则更加接近真实。我们更能从平凡生活中感到一种生存的困境。生活是不易的，充满着艰辛与压力，而许三观就是这样一位面对生存困境不断挣扎的小人物，每每为了日常生活用自己的鲜血去换取生存困境的解决与家人的生存。“在丧失与获取之间，苦难便被铺陈了出来。”[2]诚然，生活中担负生存压力的人们并非都去要卖血，但在这里，苦难与日常生活之结合又并非荒诞而愈显真实。正如昌切教授所说：“余华后期小说中的苦难，一方面在现实层面上更接近生活的真实，另一方面而又在本体论上进入生命的终极。”[3]这里许三观的卖血所寓指的是人类为生存所能做出的各种抗争与挣扎。他的血是为家庭及其家人而卖的，他的生命自然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延续，这便完成了他自我生存价值与生存意义的确认。当然不难发现人性恶作为苦难渊薮的地位已消隐，命运与现实因素加了进来。但作家描述的仍是黑暗无边的苦难。苦难的救赎事实证明，余华是一个逐步变化，并在变化中走向成熟的作家。如他所说：“作为作家本人，主观上总是想往前走，总是想变化。”[4]。余华在90年代后的创作中苦难的意识发生了流变，主要表现为苦难的救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开始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以为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5]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余华作品的主人公不再只是一个符号的象征，他们更接近于现实中的人物意象。从《许三观卖血记》开始，余华不再迷恋于展现人性之恶，转而对人性之善的挖掘。读者可以从许三观一而再再而三地卖血的过程中，发现他身上闪耀着牺牲、无私、同情等一系列以爱为核心的高尚品性。许三观的爱心不仅表现在不计任何回报地用鲜血抚养非嫡亲的儿子一乐，为给一乐筹措治疗肝炎的费用而卖血到上海，还表现在他始终用爱心化解一切矛盾和困难：情敌何小勇病危不起时，他力劝一乐为之叫魂。同情的目光使余华捕捞到更多生命中的善与爱以及普通人在患难与共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温情。《活着》以后的创作中，余华继续以极致的苦难深化着人的生存，但不同以前的是，作家没有让他的主人公从宿命的苦难中走向更深的人性堕落的深渊，而是以生存的韧性和温情的扶持对苦难进行承受与超脱，让灵魂升华到一个坦然、平静与自足的境界。苦难中的福贵一家有许多相濡以沫的温情场面：许三观对亲人的爱则更高地上升为牺牲精神与拯救的努力，由此获得的高贵的人性内涵使他根本上超越了动物性的生存。温情之于福贵、许三观，并不能成为生存的理由与目的，但却提升、充实着他们生存的品格与内涵。这些凡俗人生中的温情并不崇高热烈，甚至也会消弥于苦难的间歇，然而正是这种朴素而本真的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