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绛散文中的主体形象.docx

论杨绛散文中的主体形象论杨绛散文中的主体形象文学是人学，任何文学创作不仅以人为中心，而且是对人的生命律动和生活流程的具体展现。现代美学家苏珊？郎格说：“艺术品表现的是关于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的概念”[1]（（25，艺术形式是一种“生命形式”。[1]（41）作为展现心灵的艺术，散文更是作家思想与情感的真实流露，显示着作家的人格情操与价值追求，是“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的直接外化。相比其它文学样式，散文对真实的要求格外高，真正的散文家会在作品中毫不保留地袒露她的真情实感，优秀的散文展示的是散文作家真实的心灵世界与精神轨迹。在散文中，作者即是我，我也就是写作主体。杨绛的散文就真实地展现了她的心灵世界与精神轨迹，显示着杨绛的人格情操与价值追求。正如牛运清所言：“为杨绛赢得文坛最大声誉的却是她的散文。散文笔下最有神采的形象，似乎不经意间绘出的人物，却恰恰是散文家本人。”[2]（130）的确，散文家本人给广大读者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牛运清对作为写作主体的杨绛赞不绝口：“活跃在杨绛散文中的杨绛即杨季康，是个爱读书，爱写作，爱家庭，爱人与人之间真情的善人;是个世事洞明，处事练达、有识见、有胆量、有几分儿童式好奇心，爱冒险，喜欢包打听，经常冷眼观世却又善于与人沟通的能人;是个爱父母、爱丈夫、爱女儿的柔美女人;也是个百折不挠、不服输、不服软、不怕啃硬骨头的女强人。春风得意时不得意忘形，运交华盖时不气馁志短。世界有千般变化，我有做人的基本底线。困难情况下求生存，泥泞路上求前进，黑云压顶时望光明，孤苦伶仃时顽强地点亮生命之火自我烤暖。杨绛式的聪明，杨绛式的颖悟，杨绛式的韧性，杨绛式的荣辱无惊，在当前讲究利益的社会，愈加难能可贵。”[2]（130）由此可见，杨绛在自己的散文作品中，彰显了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个体生命的尊严。杨绛的散文创作从“我”起笔，思考得却是“关于人”的问题，这样她的作品中就充满了深刻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往往是衡量一个作家及作品优劣高下的重要标准，著名的作家常常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如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张爱玲的人生苍凉感等，都给人以撼动心魄的震撼力。阅读杨绛的作品，强烈地打动读者的是“生命要有尊严”的思想意识。杨绛说过：“有关人的问题，我不妨从最亲切、最贴切的我问起，就发现一连串平时没想到的问题。我，当然不指我个人，我是一切人的代名词。如问我是谁？答我是人——人世间每个具体的人。”[3]（101）正是这种我是一个人的意识使她的作品中渗透着深深的生命意识，深刻地拨动读者的心弦。从一个人是一个生命存在的角度去思考，进而深入探究人类是生命的存在，是中外作家、思想家的共性，这种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角度使他们有了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也说：“人类是生命的存在。无论哪种社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这都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的命题，而由于不同的时代、民族、国家，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也是不同程度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要想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生活，首先当然应该从人类是这种生命的存在这一点来考虑问题。”显然，作为人类是生命的存在这一命题是没有国界、时代乃至种族的区别的。在杨绛的散文中，作者就是从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生命的存在的视角进行创作的，因此我们在杨绛的艺术世界里于含蓄蕴藉中更进一步地感受到一种大家气象，它超越琐碎的世俗世界和琐碎的个人情感，达到了一种俯视人生、超拔情感的效果。杨绛散文中的主体形象，以自我为视角、以独立的个性出色地承担了自己的女性角色与知识分子角色，在本我中，突显出超我的气质。一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并不容易，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知识分子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无论是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还是动荡的岁月对个体生命的漠视，都使一个弱女子要保持个体的独立几乎是“难于上青天”，杨绛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家庭与社会中都葆有个体的独立，不论从哪个视角看她都能保持住自己的个体生命的尊严。杨绛个性的独立体现在与钱钟书的家庭关系中。杨绛是二十世纪初期出生的，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激荡不安时期，一方面要求民主、自由的思想甚嚣尘上，一方面几千年的封建残余依然还有力量。封建时代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往往淹没了古代女性自强自立的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它不仅造成了女性的自卑感，还造成了古代妇女在婚姻问题上的惰性依赖心理：婚姻成为妇女终身有靠的归宿，丈夫成为妇女谋生的靠山。千年封建礼教的积淀根深蒂固，尽管经过民主人士的斗争及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女性的惰性依赖心理也就不可能完全改变，“出嫁从夫，良人者，所仰望终身也”正是这种依赖心理的直观显现。直到今天，“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的观念还依然盛行，即使是现代女性，对婚姻、对丈夫的选择也真是慎之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