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伦理观.docx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伦理观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伦理观随着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高歌猛进，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态危机引发广泛关注。生态伦理学以生态道德的本质及其建构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后半叶新兴的一门伦理学分支学科，是人类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和适应人类生态保护的需要而创立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生态危机远不像今天这样严重，生态问题刚刚凸显，生态学或生态伦理学尚没有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部门或学科。但是，他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许多前瞻性论述，时至今日仍然可以作为我们进行生态伦理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深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伦理观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观的人本立场科技的进步、工业的发展、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使得人们的目光逐渐从虚幻的天国和来世的幸福转向物质的自然，越来越关注自己在现实社会的物质利益。一些人在剥夺同类的同时，也加大了向自然的索取力度，增强了对自然的控制程度。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成为伦理哲学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生态伦理的概念随之而生。生态伦理一词最早源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的环境正义运动，是这些运动的综合产物。自此，有关生态伦理的思考日益繁盛，但关于它的定义，国内外至今没有共识。生态伦理是在一定的环境伦理基础上产生的，在西方环境伦理学界，生态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思潮，矛头直指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两大理论之间的争论，在我国理论界也引起不少反响。在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大讨论中，也涉及到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论述以及经典作家的生态伦理观问题。同马克思主义在其他领域的遭遇一样，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往往都扯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为重申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本立场，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分析经典作家的两种生产、两大关系和两个和解理论。他们提出，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同时进行两种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1]2。在两种生产中必然会产生两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人对自然的占有关系[2]。两大关系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因为自然始终是作为人际关系发生的背景而存在的，并且越来越成为一种“人化的自然界”，“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3]24，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物质生产领域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4]119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和解的任务，他认为现实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5]。前者是针对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扩张性生产方式对大自然无限制地索取掠夺造成的生态危机；后者是针对人与人关系中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剥削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恩格斯还指出，要实现两个和解的目标，“需要对我们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385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不管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还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人，作为类存在物，在社会中的全面自由发展一直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终极价值尺度。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人类中心论”者。“我们的整个公认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仅仅是为地球打算的。”[6]101从天文学的角度看，地球中心论的观点是偏狭的，已经理所当然地被抛弃掉。“但是，当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继续前进时，它又愈来愈成为正确的东西了……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有不是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只对于地球才适用并因而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如果人们把这一点看待得很严重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都停顿下来。”[6]102因此，伦理，包括生态伦理，只能是一个就人类社会、人际关系而言的概念。脱离开主体人或现实人的生存空间和思维领域，根本无伦理包括生态伦理可言。我们不能评价日出和日落哪个更正义，我们也不能指责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四川人民是如此的不正义。对于一切已发生、正发生或将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评价或痛斥的只能是与之相关的人的关系、人的行为。近年来媒体屡屡曝出的“虐鸡”、“虐狗”类事件中被虐的动物或其同类真的能站出来向人类主张它们的权利吗？激进的生态中心论者主张的动物权利背后实际上反映的仍然是人的诉求，人与人关系中的冲突，说到底就是动物虐待者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动物爱好者的情感或精神利益。权利平等的话语，只能发生在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