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传播视野中的“文化研究”.docx

出版传播视野中的“文化研究”正如王晓明在《翻译的政治》中指出的，80年代的翻译运动“构成了中国人重新感觉和思考现实的基本参照系，成为启发和引导他们的感觉和思考的重要因素”，把握这一点，也就抓住了“理解中国新时期文化变革的一条关键性的线索”。而作为其出版实绩和传播实体，当时最为出名的三套大型译文丛书——“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正留存下今天仍能触摸与重温的思想史文献。在这个意义上，倘若从出版的角度回顾90年代末兴起至今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那么京沪等地的相关专著、译书，尤其是持续推出的几种系列丛书，同样提供了观察这一学术和思想运动的文本实物与媒介轨迹。我们不妨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策划主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编辑出版的“热风”书系为例，借用文化研究的方式来梳理“文化研究的出版与传播”，呈现出文本内外的互动和勾连。这一状况，不仅关乎教学与科研、学术与出版等知识生产的复杂关系，而且本身也展开着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等文化过程的现实“表征”。一、从书斋、会场到课堂、媒体：文化研究的“跨界”实践起步之初，“热风”书系主要集中在“研究坊”和“思想论坛”两个板块，即对应着研究专著和会议论文集，如《传媒的幻象：当代生活与媒体文化分析》就是一本媒体文化研究专著，作者从时尚报刊、广告等文化现象入手，考察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及其在新闻报刊、广告等传媒领域的表现;而《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则是2003年召开的同名学术讨论会论文精选，收录了13篇海内外学者对历史叙事、消费空间、影音媒介等东亚城市文化状况的分析研究。其他则有《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鲁迅与竹内好》、《神圣书写帝国》等等专题。总的说来，研究的兴趣或讨论的议题非常丰富，虽然看似五花八门，但却能从整体上感受到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这意味着，“热风”书系所理解的“文化研究”，既不同于一味求新、仅限浮表的流行文化研究，也有别于爬罗剔抉、档案轶闻的新文化史研究，更不是耽溺圈子、商业宣传式的某某文化的研究，而是逐步呈现出自身学术诉求的“问题”与“方法”。譬如，2005年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的文集《近代的超克》在中国出版，这一译本收录了其代表作《鲁迅》和一系列讨论亚洲、战争、文学的文章，一时间，“近代的超克”、“中国与亚洲”、“政治与文学”等成为知识界热议的话题。当年12月，上海大学便组织了一场“鲁迅与竹内好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纷纷从各自的着眼点出发，解读思想人物和事件。尽管有些发言不免延续学科壁垒、学术分工一贯的条框和限度，但不少讨论或论文却也显示出竹内好那种打破学科专业、跨越思想文学的态度与可能，并敏锐而执著地展开了对现实状况中“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思考。因此，随后结集为“热风”书系一种的《鲁迅与竹内好》，并不像一般的会议论文集那样简单拼合，而是把与会论文，相关参考文本，以及《文学的独立是什么》、《中国文学的政治性》和《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这三篇竹内好的文章编排在一起，形成一个跨界的、可待继续讨论的开放空间。从作者群体来看，则既有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有日本文学研究者，还有思想史研究者等，即便是作为主要组成的文学研究者，在方法上也不限于文学，而是运用文化研究的方式，反思与跨越固有学科建制，重新探讨文学/政治的定义。与之类似，“热风”书系紧贴思想与社会问题的重点和热点，广泛涉及大众通俗文化、新兴传播媒介、工人文化生活、“三农”问题等诸多领域，一系列的议题与方法展示出，文化研究并非只是流行文化的研究，它同样关注理论和思想的难题，关注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它的“跨学科”并非多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生长，毋宁说既要充分吸取已有学科生产出的知识与视野，又要不断拒绝成为新兴“学科”，对学院体制、知识建制保持反省与批判。可以说，这些都呈现了书系的“跨界”品性。不仅如此，稍稍留心每本“热风”勒口上的系列书名，便会发现一个体例或类型的变化：尽管近些年仍有《大众传媒与上海认同》、《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等“研究坊”或“思想论坛”，但也新增了“讲义与读本”、“当代观察”等板块，推出了《中国现代思想文选》、《巨大灵魂的战栗》、《“城”长的烦恼》等新作。这几种的最大特点，便在于讨论场所、生产空间的变化。相对于较为传统的学者个人写作、集体会议发言，这里联系的则是青年人为主体或具有更多能动性的课堂空间、媒体空间。譬如《巨大灵魂的战栗》依托于沪上各高校教师共同组织的“文化研究联合课程”，为学生讲授当代文化理论、经典名著。尽管主讲者还是教师，但潜在读者或对话者的存在，课堂教学空间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