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再修改应对措施.docx

刑诉法再修改应对措施为了合理配置侦查权，新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决定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的权力，以保障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有效行使。为了优化公诉权，新刑诉法要求检察机关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中应当全面出庭履职，在一审程序中增加了与量刑有关的程序等内容。而对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修改更是贯穿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检察机关推行的许多改革举措，经过实践的检验，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例如，2010年最高检会同公安部制发了《关于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实施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检察机关对看守所监管执法活动的监督机制，有力地促进了新刑诉法中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建立。此外，新刑诉法中的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特别程序、量刑程序的规范化、逮捕程序的改革、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都是借鉴检察机关在司法改革中的经验，以立法的方式加以肯定和转化。这些检察改革成果不仅推动了刑事诉讼立法进程的发展，而且为新刑诉法的正式实施提供了实践指导。1996年的刑诉法在实践中陆续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不少问题是检察实践中存在的，急需通过立法层面加以解决。比如近年来，检察机关承担的职务犯罪案件任务非常繁重，加上这类案件的犯罪手段愈加隐蔽，检察机关又面临着职务犯罪侦查手段少的问题，无形中导致检察机关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和诉讼权利方面的意识不足，未能有效落实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对此，新刑诉法通过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手段，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职务犯罪侦查手段受限的实际困难，提高了检察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同时，通过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排除、侦查人员应当在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等内容，对检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中的人权保障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刑诉法的再修改对检察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拥有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由于职务犯罪性质的特殊，加上近年来犯罪手段的隐蔽化和智能化，使得职务犯罪的侦查手段和侦查模式需要更新，以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同时，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中也出现了与新的犯罪态势不相符合的情况，滥用侦查权的问题时有发生。因此，刑诉法的再修改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做了如下的修改和完善：一方面，新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并将传唤、拘传的时间延长至24小时，增加了在案发现场和证人提出的其他地点来询问证人，将“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的侦查行为纳入人身检查的范畴，并且，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扩大了查封、扣押和冻结的对象范围等，这些规定都扩大了检察机关使用侦查措施的权力。另一方面，为了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加强制约和监督，新刑诉法规范了侦查中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比如，规定拘留或逮捕后应当将被拘留人或者被逮捕人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并明确讯问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在看守所进行。同时还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录音或者录像，并保持录音录像的完整性。另外，新刑诉法对辩护权的强化也进一步规范了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行使。如新刑诉法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规定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公诉权的改革和发展检察机关通过公诉权的行使，不仅有利于刑事法律的正确实施，而且对于完善诉讼程序和检察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刑诉法增加了公诉职能的许多内容，对检察机关正确把握国家刑事政策，切实履行公诉职责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革：一是新刑诉法增强了公诉权与辩护权的对抗性。在辩护制度方面，在强化辩护律师相关权利的同时，要求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应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在增设的庭前预备会议中规定，公诉人和辩护人可以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这将有助于公诉人更早地了解辩护方的证据和观点，整理案件的争议点，从而为庭审中公诉活动的展开做好充分准备。二是新刑诉法修改了不起诉制度。规定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的作为法定不起诉的情形之一，对于两次补充侦查后仍然证据不足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方式，新刑诉法又一次作出了修改，把1996年刑诉法规定的“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和照片”恢复到了1979年刑诉法的全案移送案卷材料。对此，检察机关不能狭隘地理解为这是对原来制度的简单恢复，而应结合庭前预备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和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材料仅进行形式审查来理解，更好地做好提起公诉的工作。另外，新刑诉法新增了附条件不起诉，为进一步扩充检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