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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理论及其内部化研究综述摘要：外部性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经济现象，其特征表现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外部性是导致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它的存在意味着资源的非帕累托最优配置，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详细阐述了外部性概念产生、发展及完善的过程，根据外部性表现形式将其分为九类，并归纳总结了四种外部性内部化的方法。关键词：外部性、内部化、庇古税、交易费用、产权虽然人们发现外部性的历史非常短，但外部性在经济学中却十分重要，特别是在环境问题越来越被大家关注的今天，研究外部性及其解决方法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新古典经济学提出进行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和新制度经济学提倡的产权理论或合约理论的理论基础都是外部性理论。因此，我们有必要来认真探索一下外部性理论。一.外部性理论演进外部性的概念是剑桥学派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最先提出的，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对于经济中出现的生产规模扩大，我们是否可以把它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即生产的扩大依赖于产业的普遍发展；第二类，即生产的扩大来源于单个企业自身资源组织和管理的效率。我们把前一类称作‘外部经济’，将后一类称作‘内部经济’”[1]。1924年，马歇尔的学生庇古在其名着《福利经济学》中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了外部性问题。他提出了“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并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出发，应用边际分析方法，提出了边际社会净产值和边际私人净产值，最终形成了外部性理论。庇古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企业给其它企业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须付出代价的损失，那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企业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奈特于1924年对庇古上述意见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产生“外部不经济”的原因是对稀缺资源缺乏产权界定，若将稀缺资源划定为私人所有，那么“外部不经济”将得以克服。到1943年，埃利斯和费尔纳提出了与奈特近似的看法，也认为“外部不经济”与产权有关，但是，他们比前人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外部不经济”，将污染等问题与“外部不经济”联系起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经济学家对“外部性”概念的表述发生了宽泛化的趋势，有的学者甚至将“外部性”等同于市场失灵来看待。下面3位学者的表述，也许能够透视这一趋势。1952年米德给出了这样一个表述：“一种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指的是这样一种事件：它使得一个(或一些)在做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这一事件的决定时根本没有参与的人，得到可察觉的利益(或蒙受可察觉的损失)。”1958年贝特提出了更加宽泛的概念：“我认为将外部经济这一概念扩展是自然而然的，也是有用的，这远比限制要好，最好让‘外部性’指示这样一种状况，即在用价格划分成本与收入时，出现非帕雷托的成本与收益关系。”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在1962年用一个函数关系式表达了对“外部性”的认识，“外部性可以表达为：UA=UA(X1.X2...Xn，Y1)UA表示A的个人效用，它依赖于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是A自身控制范围内的，但是Yi是由另外一个人B所控制的行为，B被假定为社会成员之一。”于上述这一宽泛化的趋势中，西多夫斯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外部性”不等于市场失灵，但存在某种关系，既然我们对此联系的认识尚未清楚，所以不存在统一的界定。应该承认，并不能因为对某些概念的界定的“不愉快”而放弃对市场的理论分析。在20世纪60年代，科思虽然没有对“外部性”进行界定，但他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交易成本”这一范畴的提出，似乎为埃利斯和费尔纳及奈特对“外部性”的论述提供了发挥的空间。科斯认为庇古是在错误的思路上讨论外部性问题。他在文中证明，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庇古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无论初始的权利如何分配，最终资源都会得到最有价值的使用，理性的主体总会将外溢成本和收益考虑在内，社会成本问题从而不复存在。科斯认为，庇古等福利经济学家对外部性问题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不简单地在于分析方法上的不足，而根源于福利经济学中的方法存在根本缺陷。1970年，着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发表了《合约结构与非专有资源理论》一文，对“外部性”作出了非常独到的解释。他认为，每一经济行为都有其效应，产生大量“外部性”的原因主要是：①缺乏签约权；②合约存在，但条款不全面；或者③有些条款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与一些边际等式不相符。张五常认为传统的“外部性”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应该用“合约理论”代替“外部性”理论。鲍默尔和奥茨于1988年在对诸多“外部性”的论述考察之后，进行了概括：“如果某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效用或利润)中包含的某些真实变量的值是由他人选定的，而这些人不会特别注意到其行为对于其他主体的福利产生的影响，此时就出现了外部性；对于某种商品，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形成一个潜在的市场，而这种市场的不存在会导致非帕雷托最优的均衡，此时就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