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docx

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一、问题的提出滇东北地区在清代设昭通、东川两府，即今天的昭通市、曲靖市的会泽县和昆明市的东川区，北临金沙江和四川为邻，东接赤水河和贵州为界。总面积为30766平方公里。在明清时期，滇东北和云南其他地方相较，是较晚开发的地区，但在今天却是云南水土流失最严重、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地区，也是全国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据1990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统计，昭通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仅为％，回溯到1952年，昭通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也不过％，云南其他地区当时却在50％左右。和滇东北地理条件大体相当，明清时开发较早的曲靖地区，1950年代初期的森林覆盖率也为41％《林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据杨子生等人的研究，自1979年到1996年18年间，滇东北年平均因水土流失、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山洪暴发等自然灾害造成耕地损毁达4000公顷以上。现已是云南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达60％以上，每年流失的土壤达9394万吨。大量泥沙流入金沙江，成为长江江水含沙量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滇东北的环境问题，不仅对滇东北的社会发展造成了极严重的影响，也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清代雍正年间及乾隆初年，滇东北还是“危峦矗巘，重围叠拥，加以幽箐深林，蓊荟蔽塞”，“其地万峰壁立，林木阴森，以为蚕丛鱼凫境界，于兹犹见”。在雍正四年以前，东川府犹属四川，改流不久，“方隅广阔，地土肥饶。昔遭流寇之后，半未开辟”。而昭通府和镇雄州当时还是彝族土司统治的半农半牧的社会，从四川划入后，两地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人口大量死亡或逃离，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是“土旷人稀，林木丰茂，不乏泉流，雨水滋多”。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在滇东北地区推行了招民屯垦的政策，以求经济的重新开发。从雍正年间开始，滇东北的铜、银等矿产得到了大规模的开采，大量的毁林烧炭以供冶炼，一直到咸丰六年因战乱的影响才停顿下来。到了这时，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已经变成“民间爨薪，几同于桂”。民国初年，巧家县60斤一斗的米价和70斤重的一担柴几乎相等。对这一地区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并不多。蓝勇在其专着《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中曾对清初滇东北的森林覆盖率作过估计，认为当时的森林覆盖率和汉晋时无甚差别，都是70％左右。刘德隅也概略研究了云南森林的历史变迁。杨伟兵在其博士论文中，以土地利用为中心，讨论了清代云贵高原的环境变迁，其中对川黔滇交界地区作为范例，进行了分析。——以土地利用为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2年。）这些研究都提及了矿业开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但却未作具体的评估。对清代云南矿业的研究却是成果累累，20世纪40年代严中平着《清代云南铜政考》，对清代云南铜业的政策、管理、铜产量、铜运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考述，是有代表性的着作。后来诸家所作，大都以严书为基础展开。如张煜荣《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的兴衰》，在严书基础上，使用了一些新的材料，讨论了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发展和衰落。韦庆远等具体研究了清代前期全国矿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全汉N则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了清代云南铜矿业。《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7卷第1期，1974年。）在20世纪50—60年代，有多项研究涉及清代云南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近年来，潘向明就清代云南的矿业开发对边疆开发的作用也有论述。上述成果主要集中在矿业史本身，有关矿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则无更具体的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对清代1726年到1855年间滇东北地区铜业的发展和铜产量做一新的考校，在此基础上，具体评估铜业开发造成的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以对这一时期滇东北地区的环境变迁有一较明确的认识。二、清代铜业的发展与铜产量清朝入关后，陆续荡平各地的反抗势力，云南相继为南明永历帝和吴三桂占据成为反清基地，战争连绵。康熙二十年，清军进滇，云南境内的战乱平息。一方面，清王朝在云南留驻了大批绿营兵，需要军饷开支；另一方面，国内市场需要大量的货币以为市场交换之媒介。清王朝规定银一两兑换铜钱1000文，但由于铜币缺乏，当时实际市场上仅能兑780—800文，有时甚至更低。铜币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云南丰富的铜矿资源得到了开发。康熙二十一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了着名的“筹滇十议疏”，其中一疏《筹滇理财疏》提到了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最主要的就是“广鼓铸”和“开矿藏”。广鼓铸就是多铸钱以收余息，开矿藏则一方面可以抽受矿税，另一方面可资以鼓铸。关于矿税，开始占产品的20％，后来逐步调低到10％，但加上所谓的归公、养廉、损耗等，一般占到15％左右，但各厂不一。这一税额，对于地方财政，是不可小觑的一笔收入。康熙四十五年，云南全省各种矿税收入总计达81428两，较康熙二十年时增加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