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公元1726—）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docx

清代中期（公元1726—）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一、问题的提出滇东北地区在清代设昭通、东川两府即今天的昭通市、曲靖市的会泽县和昆明市的东川区（过去的东川市）北临金沙江和四川为邻东接赤水河和贵州为界。总面积为30766平方公里。在明清时期滇东北和云南其他地方相较是较晚开发的地区但在今天却是云南水土流失最严重、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地区也是全国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据1990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统计昭通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仅为8.71％回溯到1952年昭通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也不过12.8％（注：《昭通地区志》上卷《林业篇》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云南其他地区当时却在50％左右（注：参看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之《中国西南历代森林覆盖率变迁表》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和滇东北地理条件大体相当明清时开发较早的曲靖地区1950年代初期的森林覆盖率也为41％（注：《曲靖地区志》（4）《林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据杨子生等人的研究自1979年到1996年18年间滇东北（含曲靖市的宣威县级市）年平均因水土流失、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山洪暴发等自然灾害造成耕地损毁达4000公顷以上。（注：杨子生：《滇东北地区水土流失灾毁耕地调查及其长远控制规划》《山地学报》第17卷增刊1999年。）现已是云南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达60％以上每年流失的土壤达9394万吨。（注：杨子生、谢应齐：《云南省水土流失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与特征》《云南大学学报》第16卷增刊1994年。）大量泥沙流入金沙江成为长江江水含沙量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滇东北的环境问题不仅对滇东北的社会发展造成了极严重的影响也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清代雍正年间及乾隆初年滇东北还是“危峦矗?t重围叠拥加以幽箐深林蓊荟蔽塞”（注：雍正《东川府志》卷一《山川》。）“其地万峰壁立林木阴森以为蚕丛鱼凫境界于兹犹见”（注：方桂：《环青楼记》乾隆《东川府志》卷二《艺文》。）。在雍正四年（公元1725年）以前东川府（辖今天之昆明市东川区、昭通市巧家县和曲靖市会泽县）犹属四川改流不久“方隅广阔地土肥饶。昔遭流寇之后半未开辟”（注：鄂尔泰：《敬陈东川事宜疏》《皇清奏议》卷二七《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而昭通府和镇雄州（今昭通市镇雄县）当时还是彝族土司统治的半农半牧的社会从四川划入后两地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人口大量死亡或逃离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是“土旷人稀林木丰茂不乏泉流雨水滋多”（注：民国《昭通县志》卷一《方舆志》。）。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在滇东北地区推行了招民屯垦的政策以求经济的重新开发。（注：参看周琼《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民族研究》2001年第6期。）从雍正年间开始滇东北的铜、银等矿产得到了大规模的开采大量的毁林烧炭以供冶炼一直到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因战乱的影响才停顿下来。到了这时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已经变成“民间爨薪几同于桂”（注：光绪《东川府续志》卷三《轶事》。）。民国初年巧家县60斤一斗的米价和70斤重的一担柴几乎相等。（注：据民国《巧家县志》卷七《商务》附表《巧家县历年各种物价表》。）对这一地区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并不多。蓝勇在其专著《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中曾对清初滇东北的森林覆盖率作过估计认为当时的森林覆盖率和汉晋时无甚差别都是70％左右。（注：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之《中国西南历代森林覆盖率变迁表》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刘德隅也概略研究了云南森林的历史变迁。（注：刘德隅：《云南森林历史变迁初探》《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杨伟兵在其博士论文中以土地利用为中心讨论了清代云贵高原的环境变迁其中对川黔滇交界地区（昭通、东川、毕节）作为范例进行了分析。（注：参看杨伟兵博士论文《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变迁（1644—1911）——以土地利用为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2年。）这些研究都提及了矿业开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但却未作具体的评估。对清代云南矿业的研究却是成果累累20世纪40年代严中平著《清代云南铜政考》对清代云南铜业的政策、管理、铜产量、铜运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考述是有代表性的著作。（注：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后来诸家所作大都以严书为基础展开。如张煜荣《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的兴衰》在严书基础上使用了一些新的材料讨论了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发展和衰落。（注：张煜荣：《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的兴衰》载《云南矿冶史论文集》云南历史研究所1965年编印第56—76页。）韦庆远等具体研究了清代前期全国矿业政策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