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docx

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国家是政治学的传统对象，欧洲的学术传统甚至把政治学放在“法与国家学说”中。政治学从制度的角度对国家的构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功能方面也有过卓有成效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当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对政府行为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政治系统论把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系统，从系统输入和输出的角度分析国家。结构—功能主义用静态与和动态结合的方法，把国家看作是一种系统过程。当代西方新的政治经济学[1]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从个人的立场规定政府的功能及类型，用成本—收益分析剖析政府行为，提出着名的“政府失灵论”。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放在制度概念之下，用产权理论和企业组织理论解释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奥尔森用集团间的互动和结构解释国家的兴衰，把国家的发展看成集团行动的结果。一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政府研究自19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大加强，已经不仅局限于国家的保护职能了，而是开始干预经济和调节经济；进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局部的、临时性的发展为全面地、制度化地干预。国家对经济实行调节、促进和管理；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国家通过对某些产业的扶植，或用刺激需求的政策，促进经济的增长；国家对企业的活动进行管制，以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大，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密切起来，国家问题不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了，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开始研究国家问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国家的职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问题成为各学科关注的焦点。1政治学发展的“国家—政府—国家”历程发源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学一向以国家和制度作为研究对象，随着19世纪末实证主义的兴起，政治学开始注重国家的具体运作，国家内部构成成份、国内的政治团体等进入研究视野。本世纪初科学主义盛行于社会科学界，行为主义方法“侵入”政治学，“国家”被当作一种抽象的实体，被拒斥在政治科学研究之外，“国家作为历史上过了时的范畴，作为政治考虑的核心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地位，”“政府”取代“国家”，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传统的国家论基本上属于规范研究，主要使用哲学推理和演绎的方法。行为主义则主张经验研究，注重事实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而有关国家的事实资料是由构成国家的个人的活动所提供的，或者是由作为国家的代表和执行者的政府的活动所提供的。行为主义据此认为政治分析以个人或团体的行为作为基本单位，政治行为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国家和政治制度是个人或团体的行为模式的组合。行为主义还把量化方法引入政治学，对个人的政治行为可以在调查的基础上，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得出关于政治行为的描述，所以转向研究政府。另外由于国家是个抽象的实体，无法使用定量化的手段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取向自1930年代形成，1950年代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美国政治学家佛·I.格林斯坦和尼·W.波尔斯比主编，于1975年出版的八卷本的《政治学手册》，全面反映了美国政治学的状况，其中没有把国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政府体制与过程”则专门设了一卷，政府，而不是国家成为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行为主义主导政治学以后，对政府的研究也不再沿用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比较的方法，而是引入了心理学方法、系统方法、结构—功能主义方法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政府的研究也不再以政府的类型、政府的权力等作为主要对象，而是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到政府的运作、政府的构成、政策的制定过程、影响政策的各种因素等等。对国家概念冲击最大的是政治系统论，美国着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把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系统，与此同时，大到国际组织，小到利益集团，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系统。各种政治组织均依靠输入—输出体系与社会保持联系，维持自己的生存。伊斯顿用“当局”取代政府，进入政治系统分析。“这种权威角色的承担者我们称之为当局。实际上，我们经常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的政府。”另一位美国着名政治学家加·阿尔蒙德在其政治结构—功能分析中也沿用了系统这个概念，认为国家这个名词范围过于狭隘。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方法论上主张多元主义，多元主义的政治哲学对传统国家观的也构成冲击。多元主义者反对国家的一元主权，“把国家仅仅看成形式和框架，或者看成是可以设想的人类联合体之一。”按多元主义的观点，国家并不象传统政治哲学中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国家不过是压力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器。国家并不是高于其他团体的机构，而是与社会中的团体地位相等的“多元”政治主体中的“一元”。1970年代，行为主义的一些缺陷显现，行为主义只注重了政治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把价值和规范等问题排斥在政治学之外。实际上，象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不能回避价值，实证方式不能把握规范问题。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的不可回避使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时期，个人的自由、政府的合法性等规范问题重新被提起。政治学仅仅探讨政府、行政、决策不能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