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治理困境及其出路.docx

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治理困境及其出路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城市化进程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正相关性早已为人们所充分认识。但城市化进程也犹如一把双刃剑，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这一点却少有人予以关注。本文从村民自治角度对城市化进程中所造成的“治理困境”予以分析，希望能引起进一步讨论。一、城市化：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三农问题”的核心或说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根本问题又是农民数量过多而导致的人地矛盾、增收缓慢、素质难以提高等问题。因此解决农民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农民的小康，才有全国的小康。而减少农民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将大量的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第一，农民向城镇的转移缓解了过量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存资源，是农民的“命根子”。但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和劳动力却会无限增加，从而使土地相对逐渐减少。当土地减少到无法维持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所需时，将势必引发社会的矛盾与动荡。在古代中国，由于重农抑商，且土地占有不平等，因此人地矛盾也经常出现，但那时尚可以通过发动一次次的对内战争，一方面是争夺土地，另一方面是让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来缓解人地矛盾。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既不能通过内战，也不能通过对外领土扩张来解决这一矛盾。唯有将农民适度而有序地转移到城镇才是可行的办法。第二，城市化本身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城市化在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矛盾，缓解社会压力的同时，由于农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的增加，同时由于城镇居民增多而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使得农民耕种田地的效益也大为增加，收入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中将要大力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较为完善而良好的服务行业，对农民来说，进城务工经商也是增加其收入的一条重要渠道。第三，城市化有利于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因素，除了人多地少、资本不足以外，还与农民自身素质较低有关。在安土重迁的“乡土中国”，农民的知识和经验，是靠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也是实践证明可以世世代代相用的，用不着也不必要学更多的知识。而在现代社会，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暴露了农民素质低下的问题。但城乡二元体制将广大农民限制在狭小的农村地域，农民无法分享城市文明的成果，城乡文明也呈二元状态。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和集中体现者。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必须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城市化使大量农民进城，他们在城市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新了观念，学会了运用市场知识，从而提高了自身素质。因此，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这也是发达国家所走的一条普适性道路。但发达国家的历史，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三者合一”、同步进行的。而我国由于特殊国情，走的是先工业化、后城市化、现代化道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在20世纪50～80年代末，为我国典型的外延型工业化阶段，即工业化主要以规模扩张的方式进行，这是最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时期。但当时由于实行人为地抑制城市化政策，放弃了这个实现城市化的良机。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开始普遍发生，对城市化明显不利。［1］因此当我们意识到城市化的重要性时，已经错过了城市化的最好时机。这直接的影响便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只有30％多，离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的50％还低得多，距一些发达国家的80％以上的城市化率更是相去甚远。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又是当前我国城市化的有利时期。因为按照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城市化水平在30—70％时期是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2］因此可以预见，未来20年，将是我国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将有大量的农民“洗脚上岸”，转化为城镇居民。二、三种城市化途径及乡村治理困境的凸显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我国的城市化都存在三种重要途径。一是城郊农村随着城市本身的持续向外扩张而被纳入到城市区域，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大的中心城市周围出现若干新兴中小城市，在中小城市周围又形成众多的小城镇，从而形成特定区域的城市群、城市带和城镇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城郊农民自然转为城镇居民。二是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依靠自身优势地位和条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成长为现代农村小城镇，继而不断有外来人口流入而发展成为小城市、中等城市乃至大城市，如深圳、张家港那样。三是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原本在城镇中务工经商的农民不再回到农村，而是直接转化为城镇居民。同时农村中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好或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也会随着进城条件的放宽和环境的改善而流出农村进入城镇，成为城镇居民。这三种途径以各自的方式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将农民大量地转为城镇居民，无论是对农村还是对城镇来说，都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城市化与村